以数据之钥，解维权之困 | 宪法宣传周

崇明初冬的风，掠过田野，已带着凛凛寒意，但“检察百村行”的普法课堂里，气氛却格外热烈。

“陈检察官，您再讲讲，要是老板只在微信里口头答应工钱，算数吗？”“检察官，您看一下，这样拍视频能证明我们是在这儿干的活吧？”

12月2日，我前往崇明某村居开展普法宣传，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言语中没有了过去“太麻烦了”“算了算了”的犹豫，反倒透着股“主动找明白”的劲儿。从检36年，我办过数不清的维权案，心里的想法也随着法治宣传教育法的施行愈加清晰：基层检察官的“案”，不应该是“办结即止”的句号，而是“以案普法”的逗号。就像眼前这些主动问法的村民，他们的转变，都始于去年那起农民工讨薪案。

时间回到2024年10月，我们通过崇明区法律援助中心收到了十几位农民工的支持起诉申请，不久后我们见到了这些朴实的村民，他们鞋上还沾着泥土，手里紧攥着一张没有签字的考勤表，眼神中满是急切。“说好了13 块钱一小时，结果干了小半年，老板就是不给钱”“我们找了老板，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办法，这辛苦钱难道就没着落了？”

“老妈妈别急，坐下来慢慢说，只要你们干了活，这工钱一定帮你们想办法要回来。”待他们情绪平复，我接着问：“你们每天大概干多久？育苗、摘瓜要多少人搭手？”

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只说“天不亮进棚，傍晚才出来，腰都直不起来！”“授粉、摘瓜时一天干到晚”“摘瓜的时候我扛着瓜筐得跑几十趟！”，能够证明他们工作时长的考勤表却没有老板的签字确认。

“老妈妈，干活的时候除了要记好工时，最好还拍点视频、存好微信记录，最重要的是考勤表一定要让老板签字，这些才是能帮你们说话的法律凭证啊。”

与这些老农深入交流后，我和同事们一致认为：这些农民工受雇于涉案西瓜种植基地，为基地提供劳务服务，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劳务合同，但存在事实上的劳务关系，雇主拖欠劳务报酬的行为已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考虑到该批农民工多为中老年群体，文化水平偏低，缺乏留存、固定证据的意识和能力，诉讼能力较弱，且多次自行向雇主讨要薪资、经相关部门协调均无果，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法定条件，依法对其支持起诉的申请予以受理。

案件的关键，在于确定实际工作时长。然而，雇主不认，农民工说不准，证据链几乎断裂。就在这时，年轻的检察官助理海苏云提出：“能不能用大数据来测算？从农业部门找西瓜种植的行业数据，结合20.08亩的面积、2月至6月的务工周期，算用工时长范围。”这个提议让我眼前一亮。36年办案，我总说“传统经验不能丢”，可那天我发现，年轻干警的创新思维，的确能给“老办法”插上翅膀。我当即拍板：“双管齐下！你负责数据测算，我带团队去田间核实，让证据更扎实。”

小海立刻行动起来，她从农业期刊、调研报告中获取大量瓜果种植的数据，梳理同类农作物种植的用工特点，算出了初步工时区间。我则带办案人员跑了两家和涉案基地规模相近的西瓜棚，详细询问日常用工配置情况，以及育苗、移栽、授粉、浇水施肥、采摘等不同生长阶段的用工强度，记录每日平均工作时长等核心信息。同时查阅基地用工台账、薪资结算凭证，提取日均用工人数、各环节实际耗时等一手数据。

最后，我们把“数据测算”和田间的“实地记录”比对校准，确定的工时区间，成了案子的“铁证”。法庭上，我们的证据获得了采信，今年11月，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对我而言，这起案子的意义远不止于“讨回欠薪”。办案过程中，我们既给农民工讲了“证据留存”的实用技巧，也给雇主讲了“按时付薪”的法律义务，更让周边农户看到 “法律能帮自己维权”。

那天的普法宣讲结束时，我又一次提醒大家：“证据留好，权益守牢，真遇上欠薪，别闷头急、别轻易算了，总有说理的地方。”如今，这样的“检察百村行”早已成为我们工作的常态。我们不仅聚焦“一老一小”，为他们量身定制了防诈骗、校园安全等“普法菜单”，更坚持将法律服务送进村居、送进校园，让法治的声音在群众身边更加响亮。

走出村委会，风虽清冷，心里却很暖。我知道，这堂普法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为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办好案子，还需要帮群众建立对法律的信任——让劳动者知道 “权利能靠法律维护”，让经营者明白“守法才是长久之道”，让法治宣传教育法变成群众“能用、会用”的工具，这样的法治氛围，才是守护公平正义最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