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古驰、路易威登……当你在某些交易平台看到这些低至“骨折价”的所谓奢侈品爆款时，可曾想过，它们可能出自一个组织严密的家族式制假团伙？
日前，由崇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季某某等6人假冒注册商标案依法宣判。六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二百万元至十五万元不等。
案件伊始，迷雾重重。涉案人员多达十余人，交易数据数百万条，关键人物到案后对团伙架构闪烁其词，使得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方向从“口供突破”转向“证据锁定”，重点梳理电子数据，构建严密证据链。通过讯问认罪态度较好、作用明确的人员，一个以季某某为核心、亲属为骨干的家族式制假售假网络逐渐清晰：季某某统筹全局，弟弟负责研发、质检与选料，儿子负责销售，另有专人负责采购、生产管理和外包加工。
然而，面对铁证，部分被告人仍以“不知是假货”为由试图脱罪。
关键转折点出现在一张“话术单”上——季某某为应对查处，事先准备了一套说辞，指示同伙在被抓时统一口径，谎称“老板是阿凯”“不知道发货去向”。这份精心设计的“话术单”，反而成为其“明知故犯”的有力证据。
承办检察官进一步结合其未获品牌授权、售价远低于正品、在微信中发布制假工作指令等多方面证据，彻底击穿了被告人的谎言。
涉案物品图片
季某某既有制假行为，也有售假行为，究竟应如何定罪？
为厘清“制假”与“售假”之间的关联，检察官引导侦查并开展自行补充侦查。通过梳理季某某与工厂负责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转账记录发现，其通过提供皮料、五金和样板包等原材料的方式与他人合作生产假包。同时，物流信息和仓库管理人员的证言证实，查获的仓库既是“制假存储点”，也是“售假发货点”。由此，一条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犯罪链条被彻底揭露。
检察机关认定，季某某等人深度参与制假环节，实施的制假、售假行为针对的是同一批货物，应以假冒注册商标罪整体评价。
初步审计显示，季某某团伙对外销售假包1000余万元。然而，检察官在对资金流水进行穿透式核查后发现，其可疑流水远不止这个数额，遂产生疑问：季某某既涉嫌售假，又参与制假，仅以销售数额评价，能否全面反映季某某团伙犯罪的危害性?此外，季某某自2018年起从事制、售假行为，犯罪时间跨度长，是否存在被忽略的其他证据?
在对全案电子数据重新深挖后，检察官发现：工厂主雇佣的财务叶某某手中掌握着2018年以来的全部生产数据，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此外，季某某还与另一工厂主罗某某之间存在频繁大额转账，后经查实系二人货款往来。根据补充审计，检察官最终追加认定季某某制假数额为4000余万元。
为何“做的”远多于“卖的”？针对这一疑点，承办检察官通过审查销售记录的连续性、收款的渠道与方式，发现季某某曾更换用于销售的手机，导致部分销售数据缺失。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经营数额”包括制造、储存、运输、销售等全部环节的侵权产品价值，故检察机关依法以制假数额4000余万元作为定罪量刑依据。
其间，季某某辩称生产了六七成“无标白版包”，不应计入犯罪数额，企图减轻罪责。其辩解是否成立？对此，检察官通过讯问生产人员、审查客观证据、分析生产目的，发现“白版包”虽有，数量却被严重夸大。最终，季某某承认：“生产少量白版包是为了放在铺面里展示，防止被查，客户一看款式就懂是什么品牌”。后检察机关对确有证据的白版包数额予以扣减，确保罚当其罪。
在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认定季某某为主犯，其余五名领取固定工资、从事辅助工作的被告人为从犯。“我们始终坚持全链条打击理念”检察官介绍道，“依法追诉上下游涉案人员，将打击范围延伸至假冒商标标识制造等环节，才能实现对侵权行为的全链条惩治，筑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屏障。”
此外，为保障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承办检察官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及时向商标权利人送达文书，支持帮助权利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检察官耐心释法说理下，六名被告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均认罪认罚，主动退赔权利人110余万元并取得谅解。
创新是发展的引擎，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各类市场主体务必诚信经营，严守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广大消费者也应主动选择正品，自觉抵制侵权假冒商品，共同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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