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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5年11月27日《文汇报》第4版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书中如此定义“现代性”：“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取永恒”。这似乎为我们理解上海城市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入口。
我们并不奇怪，在20世纪初期，是彼时渗透人们精神生活的文学最先感受并且记录下上海这座现代性的城市：新的空间结构、新的技术力量、新的生活节奏、新的阶层关系也带来了新的叙述方式。上海由此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场的特殊空间之一。城市不仅提供了叙事对象，也提供了新的叙事视角，为完成从传统文人书写向现代公共表达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能。左翼文学的兴起，不正是这一文化生态的重要例证之一吗？就在上海的新文学执着于对日常细节的凝视、对街巷氛围的敏感，以及对人心隐秘处的捕捉这些“富有诗意的东西”的同时，作为思想、出版、社会矛盾和文化力量交汇中心的这座城市也创造出了另一种通过个人抵达时代命题的方式。因为现代城市的复杂性，使文学不得不面对新的社会主体、新的公共性以及新的历史要求。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文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现实敏感度，也承担起在混乱与加速变动中捕捉时代精神的任务。
流动、“转瞬即逝”于是构成了上海这座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成为“东方全球主义”的城市的复杂纹理，也进而延伸成一种具有持久力量的文化精神，并在文学中被恒久化、被铭记、也被不断重塑。上海的城市性不是一种静止的气质，而是一种在流动中形成的姿态：开放、敏感、兼容并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创造力与前向性。跨文化接触带来的开放，使上海自一百年前开始就成为全球思想流通的节点之一。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来因素从未以原样被接受，而是在文学、出版、翻译与公共辩论中不断被转化——从而形成一种既现代又具在地性的文化气质。这种开放中的创造性，是上海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核心特质，也是上海文化在“过渡中抽取的永恒”。然而，正是凭借这一“永恒”，上海不仅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发生地，也在其试图定义其自身的“现代性”之初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走出去”的实验场。翻译机构的建立、国际书籍的输入、外文报刊的存在、各类知识界与文化人物的频繁往来，使上海成为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参与世界文化体系的场域。中国文学的早期译介、国际传播与跨文化论述，有相当一部分以上海为中心展开。从上海出发的文学与思想，不再是封闭文化中的自我表达，而是逐渐成为国际文学结构中的一个可被辨识的声音。
如果说，我们并不怀疑上海参与到以流动为特征的现代生活的能力，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力量再次深刻改变城市的运行方式的当下，回望上海文化史的这一起点却提醒我们：真正决定城市文化方向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城市如何理解自身、如何在世界中定位自身，以及如何在流动变化中保持创造的能力。
作者：袁筱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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