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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2025年11月27日《文汇报》第4版
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蓬勃兴起的替代性艺术空间，曾为一系列运用计算机“绘制”的图像，提供了最初在大众媒体面前亮相的舞台。这些在制度化机构之外运作的场所，也为艺术家和工程师的跨界交流、艺术摸索提供了现实的场域。随着城市更新进程的推展，一些“替代性空间”消失，另一些则因其聚集效应的凸显，而逐步转向了文创园区。与此同时，随着各类数字技术装置的普及，数字艺术的空间存在也面临挑战。当所谓的“数字原生性”凸显了数字艺术可以“无处不在”的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它现实中专属的空间本身受到了某种忽视。
当下，文创园区已成为数字艺术机构最主要的空间载体，但是“替代性空间”对艺术创作的促进功能，在新的空间处所中处于相对弱化的局面。面对这一全球范围内数字艺术共同的遭遇，中国数字艺术的本土实践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对沪上两家数字艺术专业机构进行了跟踪观察和文献整理。
研究发现，文创园区的区位优势、多元的产业生态、稳定的资金支持和负社会责任的业主，有助于形成跨学科、跨行业的交流网络，为数字艺术提供创作、展示、流通的全链条支持。文创园区的产业集聚、资源整合能力，也是历史上“替代性空间”所不曾具备的。这些因素是维系数字艺术空间长期持续的关键。相比之下，注重短期利益、缺乏外溢可能性的文创园区，就很难建立艺术机构与园区之间的良性互动。
文创园区为数字艺术在当下的持续发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但同时也应看到，文创园区总体上存在空间抽象化、功能化、资本化的风险，这是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空间的经济效益产出，而无论其“内部”承载何种艺术形态及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生命力。在文创园区中，已经形成了价值生产功能和艺术创作的结构性分离，将二者重新绑定在一起往往有损于艺术价值的实现。
在此境况下，有必要回归艺术空间的社会性与创造性本质。新提出的产业园区与生活社区融合模式，为恢复这一社会性维度提供了可能。尽管其成效尚且有待观察，但启发我们将文创园区视为艺术与城市的“中介”，以其为中心，重建艺术与周边社群、城市环境的深度联结，让原本无关艺术的人、事、物，在空间之中获得艺术的相关性，并与城市更新的进程建立良性互动。
作者：朱恬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制作审核：院党委宣传部
（院科研成果传播办公室）
责任编辑：刘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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