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悲喜忆高考

高考前后的期待，夹杂着的喜忧急虑愁，实在是五味杂陈。这滋味，40年前我经历过，至今难忘。

1977年10月21日晚8点，从当时最快捷的传播工具——广播里传来爆炸性的消息——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播音员那铿锵的声音，字字如重锤敲击着我的心灵。正在吃晚饭的我，端起饭碗捧菜碗，捧起菜碗端饭碗，不知到底该捧哪个碗。干脆，丢下饭碗，拉出箱子，翻检出当初带下乡的几本自认为用得上的书，连夜看起来。

插队已近10年，虽不必像刚来时那样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成了当地学校一员挑大梁的“代课教师”，但对前途的忧虑，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人的挂念，让一颗躁动的心，一直难以平复。现在，机遇降临，岂能错过？不搏一搏，岂能心甘？

谁知刚过两天，公社负责高考报名的工作人员特来传达口头通知：因超龄，失去报名资格。

如一盆冷水当头浇，我呆呆地站立在那里，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难道我此生就真的与大学无缘？几年来，紧闭的大学校门开了一条小缝，招收工农兵学员，“自愿报名，贫下中农推荐，领导审查，张榜公布”。现在，刚打开的透进希望之光的大门又戛然关上，重陷无望，何人能承受？

苦闷、彷徨中煎熬了两天，这个工作人员又登门传达“新精神”：老三届（1966、67、68年中学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后听人说，这并非新精神，只不过当初传达时他打了个瞌睡，听漏掉而已。虽在一刻值千金之时耽误了两天时间，但他两次登门的“负责”态度，我至今心存感激。

凭着重点中学的功底，插队期间没有完全丢掉书本的幸运，终于在千军万马中以高分挤过独木桥，获得体检资格。当年我们公社报名参加高考的有几百人，而达到体检线的只有3人。自然，我们的名气立刻传扬开了，虽极力抑制，暗喜已漾满心房。

1978年元旦，室外寒风瑟瑟，室内却热气腾腾，笔试过关的考生满怀着希望和憧憬，穿梭在体检的各个科室中。谁知在测血压的环节，我却突遭意外——被测到“血压高”。第二次测，更高了。在周围人投来的同情目光中，我呆呆地坐在一边，头脑里嗡嗡作响，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此时，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考生，默默地递给我两只他准备自用的、据说降血压有神效的冻柿子。在决定命运的第三次测量中，那个中年女医生轻轻地说：“合格。”霎时，刚才还感到刺耳的这个医生的声音是那么悦耳，看不顺眼的面容溢满了慈祥。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没弄明白，到底是那两个冻柿子真的有神效，还是“最后一搏”的淡定，抑或是那个女医生起了恻隐之心？

等待是难熬的，尤其是还有莫名的隐忧。虽说其时“阶级斗争为纲”已淡化，但考量“家庭出身”仍时不时会泛起白沫。“小业主”阶层虽不是斗争对象，但也不是依靠对象，仅仅是“团结”对象，至于团结到何种程度，那就全靠决策者的掌握了。

1978年3月下旬，各高校录取通知书逐渐发出。每天在校上课，虽望眼欲穿却表现得漫不经心，内心焦虑又谈笑如常，只是双眼总向校门口不停地瞟，脑海里设想着邮递员带来好消息时应该有的状态：要矜持，要大度，要若无其事，不要欣喜欲狂。

就在这无尽遐想中，迎来难忘的时刻。4月15日中午放学后，正饥肠辘辘地忙着煮饭，一名学生急匆匆奔至我家，气喘吁吁地说：“校长叫你赶紧到学校去。”此时还有什么要紧事？我顾不上熄灭灶膛里的火，跨上自行车，就直奔学校。平常10分钟的路程，不到5分钟就赶到了。校门口已聚集了一群人，正围着校长看一张纸。我跳下车，顾不上跟周围的人打招呼，一把拿过，只看到“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我的双眼就模糊了，抬起头，举起双手，朝着蓝天，朝着白云，朝着远方的家，朝着日夜思念的亲人，喃喃地说：“迟到10年的录取通知书终于来啦。”什么矜持，什么大度，全跑得无影无踪。回到家，锅子里炒的韭菜已成了焦炭。

如今高考，已是“芙蓉国里尽朝晖”，虽不能人人都考进自己心仪的高校，但“条条大路通罗马”，接受高等教育已不是太难的事，但高考仍会给每一个考生留下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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