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的中华文明，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荣光”。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所耳熟能详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何以“源远流长、辉煌灿烂、举世无双”？

「溯源」

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最早出处，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最早出自17世纪意大利人卫匡国。他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十卷），首卷介绍远古中国神话，从伏羲开始叙述三皇五帝，且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定为公元前2952年，从而奠定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框架。另一种说法认为，这与黄帝纪元有关。宋代邵雍撰写的《皇极经世》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即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据晋书《帝王世纪》计算，尧上推五帝、历时341年方为黄帝，故清代考据学家认为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清末民初，内忧外患，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黄帝元年也随之被视为中华之起始。

以三皇五帝作为中华之起始的看法由来已久，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共识。据学者梳理，早在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撰写的《大中华帝国史》便写道：“这位黄帝是伟大的占星家和发明家，创造了现代中国文明应有的一切。”黑格尔在他的权威著作《历史哲学》中提出，中国的“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二千三百五十七年”。可见，在19世纪以前，欧洲历史学界基本认同三皇五帝是中华古史的开端。

19世纪中叶开始，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等唯物论学说在欧洲深入人心。历史学受到近代科学精神的影响逐渐走向科学，以传说作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开始受到诟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带着科学救国的精神，开始反思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其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传统古史体系展开热烈讨论，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论点，指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例如，周代人提及禹，孔子提到尧舜，战国时开始谈及黄帝、神农，汉代又加上盘古。由此，曾经被奉为圭臬的“三皇五帝”体系开始崩塌，成为古史的“传说时代”。

「求索」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考古，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考古，1930年山东章丘城子崖考古……通过科学考古寻根问祖，以地下出土实物重建中国上古史，探索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本源，成为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就肩负的最大学术目标。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通过考古学去证明之前依靠历史文献而建立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并非坦途。

同时，在传统古史体系被打破的前提下，考古学要回答“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首要的任务是建立自身的年代框架和话语体系，明确“文明”是什么？“文明”在考古学上有什么表现？

1939年，梁思永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龙山文化被冠以“文明”的史前期，意味着还不是文明阶段。1957年，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明确将安阳殷墟时期作为中国文明的开始。在此，两位先生使用的“文明”，大概与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阶段有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尤其是红山、良渚、大汶口、仰韶等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多位学者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经进入“原始文明”“远古文明”“文明时代”。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6号墓出土的透雕玉冠状器。

1983年3月，夏鼐先生讲演《中国文明的起源》，相关内容之后公开发表。他从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指出文明是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换言之，“是否进入国家阶段”是判断文明的重要标志。

几乎在同一时期，苏秉琦先生在讲话中提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问题，指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绝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号召“我们要去研究中华国家、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

在之后的一系列研究中，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的三历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形式（裂变、碰撞、融合）等重要理论，进而指出中华文明犹如漫天星斗，多地起源。

严文明先生进一步提出多元一体、重瓣花朵的文明起源模式，认为距今5500年至46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明晚期、大汶口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晚期—屈家岭文化等，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步伐；距今4600年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文明化程度又提高了一步，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可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始进行了深入讨论，形成了两方面的重要认识：一方面，不再局限于文明起始、文明要素的判断，而是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系统研究；另一方面，文明起源不是一地发生的，而是多元的。这为下一阶段的大规模研究与论证奠定了理论前提。

「实证」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继而动态描述国家起源、王权出现的过程和社会各方面样态。

通过全方位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归纳为：距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研究表明，大约距今5800年，中华大地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中心聚落，周边有附属聚落拱卫。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南澧县城头山、江苏张家港东山村、辽宁朝阳牛河梁不仅聚落面积庞大，有的中心聚落还修筑城池，出现了高等级的仪式中心。

同时，中心聚落拥有较高的陶器、石器、玉器制作水平，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显示出财富、地位等方面的分化。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一个墓葬中就随葬300多件器物，仅玉器就有上百件，还有权杖、钺等重要的权力标识物，说明社会分化已经出现。这种一座以大型聚落为中心、多座普通村落附属的社会结构在各地普遍存在，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华大地进入“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距今5300年，古国不断发展，形成更为复杂的文明形态。分布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不仅修建了相当于4座故宫大小的古城，还建设了更大规模的外城。城的中心，有高大巍峨的莫角山宫殿区、国家粮仓，古城内遍布水路、水门、码头等。为了维持古城日常用水、防洪、运输等功能，良渚人设计了发达的水利系统，可影响上百平方公里的灌溉面积。

在离古城不远的茅山、施岙等遗址，考古揭示了数万平方米的水稻田遗迹，阡陌纵横交错，水渠四通八达。伴随发达的稻作农业，玉器、漆器等手工业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反山、瑶山等“王陵”与一般墓葬形成明显对比，显示出贫富贵贱的分化与悬殊，阶级开始出现。这些现象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区域性政体。

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修建了大小近20座古城。每座城都有自己的附属聚落和领地范围，同样规划修建了复杂的水利设施，集中力量发展稻作农业。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形成了多个大型中心聚落。每一座中心聚落都有复杂的防御设施、“宫殿区”，并且能生产出丝绸等高端工业品。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焦家、岗上等遗址的考古工作也表明存在复杂的社会结构、聚落形态和礼仪制度，尤其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等。

尽管各地的考古资料在具体形式上存在区别，意味着它们之间的政治实践、文明模式略有不同，但人口集中、社会分化、手工业分工、权力信仰却表现出同质现象，都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意味着王权、国家已经出现。

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距今5000多年前，各地的国家形态已经出现。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即“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最根本标志”，那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之说确非虚言。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彭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