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经籍的官方定本，石经具有极高的文本价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年间的蜀石经，在七朝石经中，又有其鲜明特点，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献意义，是探讨儒学经典文本传承、流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蜀石经现存拓本名家翰墨琳琅满目，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可谓集学术资料价值、历史文物价值、艺术欣赏价值于一体的善之善本。

4月13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蜀石经集存》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举办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该书为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石经文献集成”系列成果之一，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编著。

《蜀石经集存》新书揭幕

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

蜀石经肇始于后蜀广政年间（938-965），蜀相毋昭裔在成都主持将儒家经典刻石，共计十种：《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前十七卷）。《左传》后十三卷入宋刻毕，北宋皇祐（1049-1054）、宣和年间（1119-1125）又分别补刻《公羊》《穀梁》及《孟子》。

蜀石经碑石在宋代以后开始湮没，至明清时仅有拓本流传，已属罕见。现存蜀石经拓片，有上海图书馆的黄丕烈旧藏《毛诗》残拓、国家图书馆的刘体乾旧藏《周礼》、《春秋》三传残拓，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近代出土残石拓片。此次出版的《蜀石经集存》获得上图、国图、重博三家馆藏机构授权，首次对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全面系统的汇编影印出版，采用原大原色，高度还原底本原貌，将珍贵的孤本文献化一为百千。

影印所依底本均有极高文物价值。上图、国图所藏蜀石经拓本，川博和国博所藏残石，皆为国家一级文物。王天然考察历代蜀石经著录情况后发现，元代即罕有记述，推断蜀石经当毁于宋蒙战争，现藏于国图、上图的残石拓本，应为真正意义上的宋拓。

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是汉、魏、唐、后蜀、两宋、清七朝官方钦定的权威文本。在七朝石经中，蜀石经是唯一的经注本，字数最多、规模最大，其镌刻时代由后蜀延续至宋，也是刊时最长的一部石经。今天常被提及的儒家经典“十三经”的概念，其形成经历漫长过程，正是在蜀石经中，《孟子》首次入经，实现了“十三经”的第一次结集，在儒家经典体系转换和学术转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周礼·秋官司寇》郑玄注（图片取自《蜀石经集存·周礼）》）

《毛诗·邶风》毛传郑笺（图片取自《蜀石经集存·毛诗（附近代出土残石拓片）》）

唐代以前，我国书籍依靠抄写流传。在唐代萌发的雕版印刷业，到宋代开始较为流行，自此我国诸多书籍的形态从写本转向刻本。蜀石经处于写本经籍向刊本流布的节点上，在经籍史上具有特别意义。

与文物价值、学术文献价值相比，蜀石经碑的艺术欣赏价值亦毫不逊色。蜀石经笔画师法欧体，秀整苍劲，宋拓贞珉，纸墨古泽，清代书法名家何绍基评价其“字有欧法，古味殊胜”，可为展玩临书之本。

现藏上海图书馆的《毛诗》残拓，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之旧藏。黄丕烈得到这件孤本后，将之重新装裱，并配以楠木书匣。黄丕烈的装裱和书匣历尽二百多年后保存至今，成为我国书籍装潢艺术的鲜活例证。

上海图书馆藏《毛诗》残拓 整体装潢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中，对“善本”的定义有“三性”之说，即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项得其一者即可称为善本，《蜀石经集存》的底本蜀石经残拓完美地契合了这三项标准，正可谓“片纸犹留劫外天，人间孤本此流传”。

学术研讨会上，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谈道，蜀石经的刊刻，跨越230多年，在中国石刻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原本体量浩大的蜀石经原石，后来‘失踪’。它们去了何处、还留存多少、有无重新发现的可能，存在诸多吸引人之处。可以说，正是因为蜀石经昔日的辉煌与后来原石湮没的残缺，拓本只有内府一脉单传，才使得历代藏家更加视若珍宝。步武前贤的《蜀石经集存》，是现存蜀石经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将为新的石经学开疆拓宇。”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提到，作为一部古籍影印整理出版物，《蜀石经集存》可视为多个方面的标杆：一是金石碑拓的整理影印的范例，且有别于书法艺术类的相似品类；二是古籍保护的范例，“纸寿千年”，存世至今的古籍终究也将灰飞烟灭，而保护的方法就是传承，此次出版是对蜀石经存世文本传承与保护的一次极佳尝试；三是古代典籍深度整理的范例，两位整理者的研究对蜀石经的刊刻背景、形制特点、文本特征等诸多方面均予以揭示，既有深入细节的洞察，又有书籍史上宏观问题的把握；四是鲜活的金石鉴赏范例。《蜀石经集存》的出版将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如蜀石经在石刻史、书籍史上的地位，蜀刻本刻工与蜀石经刻工的关系，文本校勘之异文问题等议题均能逐渐澄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介绍，《蜀石经集存》从选题立意、底本选择到编纂编校、排版印制，都贯彻行业最高标准，从而呈现出一部高质量、有深度的古籍整理作品。“面对古籍事业新的发展机遇，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继续秉持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坚持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方向，不断推出更多传统文化的传世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