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80多亩土地挖了160多个坑，每个1.5平方米左右，深的六七米，浅的两三米，几个年轻人在坑里哼哧哼哧地挖土。挖出的土被分门别类，并仔细打包编号，运回光复西路1347号的实验室——这不是在考古，而是在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除了挖垃圾，我们还要泡在泥浆里，上得了高原，也下得去海里，可以说是上天入地。”马栋说着哈哈笑了起来。他是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简称“司鉴院环境室”）的负责人。一旁的司法鉴定人郭雪艳接话：“我们学环境的，早就做好了挖垃圾的准备，但以前没想过还要去破案，有时还得出庭。”

司鉴院有九十多年历史，传统“三大类”鉴定——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类，奠定了其“国家队”的地位。相比之下，2019年成立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科室很“年轻”。但5年来，他们做的大大小小的鉴定已覆盖全部七大类领域，遍布11个省份。目前团队共有47人，博士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5%。承担日常工作的，主要是马栋和5位青年。

他们在做的，就是追根溯源查明环境损害情况，为定罪提供证据，并给出最合适的修复方案——非法填埋建筑垃圾，究竟造成了多大危害？耗资数十亿的项目非法采砂填岛，怎样破坏了周围的水域环境？偷盗天山雪莲、中华鲟甚至黑土地，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哪些难以修复的损伤？

环境无法发声，生物也不能言语，他们要大声为它们“讨公道”。

大地不言，也要为它四处奔走

郭雪艳翻出手机视频：一大片泥沼中央，她穿着橡胶雨裤，半个身子埋在里面，费力拔腿前行。镜头一转，树下一块黑黢黢的泥块在移动，这其实是一只身上裹满了水泥的小龙虾。“它在费力爬，但就是爬不动。这块林地被人偷排了水泥，不仅植物的根系无法呼吸，其他生物也相当于被捂住了口鼻，根本喘不上气，最后都会慢慢窒息。”

渣土、沙子、垃圾这类固废垃圾的填埋案例，环境室这些年没少做，泥浆相比而言比较少见。郭雪艳解释说：“填埋固体垃圾后树还能活，但泥浆就不一样了。这种泥浆一般是修隧道打钻时产生的，里面加了很多悬浮剂、表面活性剂，大多是偏碱性的，加上又是黏土，透水性很差，被偷倒进林地后，会把土壤里的孔隙堵住，植物的根系也被包裹起来，整片林子都会逐渐失去生机。”

这就像一个恐怖的“水泥活埋案”，不过被“埋尸”的对象是30亩林地。

去年11月底，案件刚发生一周多，公安就侦查到了，急忙找到环境室，请他们帮忙鉴定损害情况，并给出修复方案。这原本是一个漂亮的林子，种满了香樟、水杉、栾树。因为植被丰富，雷达和无人机这样的探测方法用不上，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测量法。郭雪艳说：“那几天寒潮，泥浆里又冷又粘，而且总量巨大，深的地方一米多，浅的也有五六十厘米。有一次我眼睁睁看着同事徐贵锋拔不出脚，身子一歪，先是手机掉了下去，然后测量仪掉下去，最后他自己也倒了下去。”

一旁的解航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十几天，大家都灰头土脸的，从早到晚轮番进去测量，终于摸清了损害情况。”根据测量的数据，他们制定了修复方案——挖出所有泥浆，重新覆土。郭雪艳说：“这种情况下，现场修复的可能性极低，不像渣土，只是营养成分不够，可以加入一些有机质进行改良，这片地已经无法改良了，必须抽出来。”

渣土填埋案件即使是见得比较多，鉴定人还是经常会被损害的程度吓到。马栋说起之前做过的几个非常隐蔽的案子：施工方和相关的养护单位有“合作”，某地台风季雨水多，在一些地势低洼的林地中，他们故意不把水排干净，让树木被淹死，再借着改造之名，申请引进绿化土壤，实则在背地里倾倒渣土，动辄就是几十万方。

从肉眼上来看，非法填埋的垃圾很明显，渣土却很难分辨——明明看着跟普通的土一模一样，怎么就有问题了？其实专业人士一看便知，这些渣土板结严重，与种植土壤差异巨大。

马栋解释，渣土也叫基坑土、原土，是从几十米的深基坑挖上来的，有机质含量很低，也不透气，和水泥差不多，下雨后水就从表面流走了，渗不下去，上面一层和糨糊一样，动植物根本无法存活。“其实它都不能称作‘土’，就是建筑垃圾，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但拉去建筑垃圾消纳点的话，成本又很高，所以他们要钻空子。”

“长在这种土上的小树很可怜，病恹恹的。”郭雪艳补充，往往是在看到植物生长不正常后，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些案情才被追究起来，但这种时候危害已经形成。

开头提及的80亩地，还是水源涵养林，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鉴定人要一个个下到160多个坑里，根据垂直剖面的不同性状，在侧壁上一层一层刮土。“用金属铲子可能会影响检测结果，所以只能用木铲，可土质非常硬，所以大家手上全都是泡。”

鉴定人员在土坑中采集样本

他们曾在南方某市鉴定过一个上百亩的地块，是一个农业园区，当地鉴定出来没有污染，当地政府请司鉴院重新鉴定。“刚开始，涉案人每天都来，跑前跑后，拍着胸脯说自己的地没问题，看到我们的坑越挖越多，他的话越来越少，后面就不来了。”郭雪艳说，当时已经是11月了，但南方非常热，很容易中暑，天天在坑里，还要忍受刺鼻的味道，“必须规规矩矩全挖开，给出的结论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作为生态学博士，生态价值估算是郭雪艳的专长，她形容，这与中医类似，不过他们是在为环境把脉问诊，给出药方。在计算生态系统损失时，直接损害很直观，最难的部分是对整个生态系统损失的估值，但这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是法院量刑的参考。

可惩罚毕竟不是目的，修复才任重道远。“受伤”的土地需要足够的营养，也需要足够的耐心，慢慢养护才可能康复。

波涛不惊，伤害更应该被重视

在海洋污染中，非法开采海砂是比较常见的一类，但如何科学评估该行为造成的损害，一直是相关案件办理中的难点。环境室曾做过多起这类司法鉴定，积累了一定经验。

“海砂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在非法采砂案中，我们要调查清楚海砂的来源、数量，以及对占用海域和临近海域环境损害的影响范围和对象等等。首先要解决来源问题。”司法鉴定人程宽说，海砂的组成成分根据其形成的地点、所在海域的地质环境、海砂搬运过程以及水生环境而有所不同，其中有岩石矿物碎屑，还有壳类、珊瑚、有孔虫等生物和化石，以及锆石、电气石、磁铁矿等重矿物。

这些组成物的成分，都是海砂溯源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孔虫，是种古生物，身上有很多孔，它是海洋沉积物和海洋环境的特征指示生物之一，不同海砂中存在不同种类的有孔虫。”程宽说，通过海砂矿物组成、粒径分析，重矿物和元素分析，有孔虫分析等手段，可以追溯海砂来源信息；用声呐测绘，能详细对比出海底地貌的改变情况；通过建模，可以评估非法采砂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等等。

2022年，他们去某地进行非法采砂填岛的鉴定。夏天的岛上酷热难耐，站在沙滩上脚底板烫得生疼，但陆地测量还得顶着烈日进行。而要测出海底的砂石量，就得坐快艇去海面采样，程宽说，“我们在海浪中盯着GPS找点位，来来回回开，有时候采完样一看，船漂出去了好远，就要重新定位。在岛上调查了二十多天，终于摸清了这里非法开采的海砂情况”。

作为环境工程学博士，程宽加入司鉴院环境室三年来，和海砂打过很多交道，说起非法开采海砂造成的破坏，她可以一口气列出很多——淘空底层砂后，淤泥层会因重力作用塌陷，导致采砂位置的底栖生物被掩埋；非法采砂往往是无序、随机的，沙坑分布杂乱，在回淤的过程中，会侵蚀附近的海床，影响相邻岸线的稳定性；此外，采砂行为改变了水生生物原有的栖息环境，会对水生动植物造成一定影响，也威胁到水生生态系统的安全。

虽然在生态保护者眼中，砂石是河床的“稳定器”、水生生物的家园。但在非法采砂者看来，每粒砂都是钱，采一晚上砂，有时能赚好几万。

2019年，上海首例非法采砂致生态环境损害案中，犯罪嫌疑人在长江大桥下游累计非法采砂1万余立方。在鉴定中，司鉴院团队通过模型推算了受影响的环境范围，发现除了生态系统，该行为还影响了河势稳定和通航安全，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桥基，这些损失都要被量化，作为判罚依据。

破坏容易，但海洋生态恢复却很复杂。在制定修复方案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需要根据地形地貌、生物群落受损程度、水质变化等具体情况，设定包括恢复特定生物群落、提高水质等具体恢复目标。

不止大海，身边的水域也经常难得安宁。去年夏天，上海郊区的生态环境局接到报案，某农场中的河流有严重异味，周围的植被大量枯死，怀疑化工厂非法排污导致河道污染，希望司鉴院鉴定污染物和污染源。

“我们到现场采样时，打上来的水白乎乎的，味道非常刺激，是真的‘辣’眼睛，肉眼可见污染非常严重。我们需要尽快鉴定污染物、污染范围、污染源。”程宽说，这起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个污染物不是常规污染物，他们试了很多种检测手段，才最终锁定了一种有毒的挥发性有机物。

可是环境中的污染物化学组成复杂，污染物进入环境后，经过稀释、混合、降解和风化作用，组成成分和初始排污时已经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了，想要确定来源，在技术上也非常困难。通过布点采样，模型推演，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新问题又来了——这种物质是标准中没有的，那浓度是多少才能认定它造成了环境风险？最终，他们用实地调研结果比对污染指标，综合计算后给出了环境风险值，判定了最终要修复的目标。

万物不语，更要努力帮它们讨公道

去年，西南某地的民警千里迢迢送来几条死鱼。当地农民承包的一个鱼塘，一夜之间上千条三文鱼都翻了肚皮，当地怎么也查不出原因。跑了好几个地方后，他们来到了司鉴院。“三文鱼的脂肪含量特别高，高浓度的油脂会让机器堵塞，也会让信号不准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分离其中的成分。后来从鱼的体内和鱼塘的水中都检出了甲型聚酯，这是一种农药的主要成分。”参与该鉴定的徐贵锋介绍。

根据上下游以及分叉河段水体中的药物浓度，民警还原了案情：有人经常去这个鱼塘钓鱼，被主人赶走后为了报复，在上游的河里偷偷投毒。

有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会诉之于其他生物身上，但有时，它们只是人类活动的牺牲品。

“肯定是有人给我家鱼塘投毒！”2019年，上海郊区村民老吴看着一池塘的死鱼，急得满嘴冒泡，立刻报了警。警方委托司鉴院对池塘水质和死鱼进行鉴定，当时马栋接手这个案子，很快就检出了氨氮、磷氮等在内的有机物与化合物，“这些都是由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污染物产生的典型化学物质。我们判断这些鱼可能死于水质污染，而且很有可能鱼塘周围就有被填埋的垃圾”。

接着，马栋在两张卫星照片上发现了端倪：2016年的照片显示，村西边不远处有两个方形池塘，但是2017年的照片上，这两个池塘消失了，他们推测，垃圾极有可能被填埋在原先那两个废弃的池塘里。时隔多年，池塘所在地已经被草木覆盖，用“物探雷达”对填平范围进行扫描后，他们发现，地下4—9米深的位置确实填埋着物体，几乎占满了两个池塘所有区域。

经过建模，大致能推算出其体积在2.8万立方米左右。马栋说：“我们先进行了小范围挖掘，在土层下发现了塑料、编织袋、织物、玻璃瓶、钢筋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还散发着恶臭。”凭借鉴定结论，公安和环保执法部门作出了处罚决定，当事人除了被要求清运垃圾、复原生态外，还被追究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和巨额的社会修复费用。　　　

还有的时候，为了人的利益，牺牲动植物仿佛成了理所应当。

去年，有人偷盗了上万株天山雪莲，郭雪艳去鉴定生态损害程度。在海拔4000多米的山上，她骑着马，和当地检察院、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跋山涉水勘察。“作案人本身是个养牛大户，很有钱，但还是贪得无厌，屡次去偷雪莲，把一个山头都薅干净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雪莲，白白的，小小的，长在那么陡峭的地方，还这么命运多舛，真让人心疼。”

鉴定人员在高山上勘察

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前夕，非法捕捞行为依然猖獗。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有人用电捕方式捕捞水产品，并在九段沙湿地设深水网，捕捞凤尾鱼和白米虾。还有人多次驾驶小艇，在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使用电脉冲方式，用三重网刺非法捕捞水产品。

此人的渔获中，有花鲢、鲈鱼若干，还有一条疑似中华鲟。为了确定这条鱼的种类，环境室和法医物证学研究室一起攻关，用外观形态性状检查和DNA技术双重论证方式进行种属鉴定。在确定是中华鲟后，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胸鳍取样和切片年轮检查，综合认定其为野生的中华鲟幼鱼。

谈到这些案子，郭雪艳认真地说：“不管是用电捕还是网捕，捕捞的是中华鲟还是其他生物资源，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影响都不一样，生态恢复工作开展的方式也不同，在司法鉴定的过程中，这些都要一笔一笔算清楚。”她解释，分析非法捕捞和采摘的影响，必须系统全面，除了要考虑生物资源的直接损失，还要包含对食物链上其他生物造成的损害。随着评估体系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受损链条上的每一环都能被纳入考量。

不同于其他司法鉴定种类，做环境损害鉴定似乎更需要“杂家”——要把整个事件调查清楚，不仅需要像社会学家一样调研，还需要生态学、环境科学、分析化学、水文地质、卫星遥感等多学科配合，动植物，声光电也都得了解，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强大的专业团队。

2019年，司鉴院在环境室成立之初，就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成为58家检察公益诉讼中“先鉴定后付费”的鉴定机构之一。以“保青护绿、守正创新、益心为公、执鉴为民”为准则的环境室，目前承担先鉴定后付费的案件达95%以上，并积极推进与多地公检法、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全力支持办案需求。

环境无价，靠着破坏自然环境赚快钱，无异于作茧自缚。但这片绿色，也有人在始终守护。环境室工作群的背景图是司鉴院门口大石，上面写着“以科学捍卫公正”。对他们来说，科学也能为环境仗义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