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感觉眼睛很不舒服。”昨天（8日），上海代表团驻地的电梯里，有代表聊起用眼话题。一位代表指了指同乘一部电梯的全国人大代表范先群，笑说：“正好，可以请范医生帮忙看看，他很关心大家的眼睛。”

范先群是一名眼科医生，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昨天（8日）上午，他成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位走上“代表通道”的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向媒体分享了在眼病治疗等工作中的故事和感受。

“走通道，不紧张是不可能的。”回到驻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范先群笑着开场。我们和他聊了聊这些年他一直关心的近视防治问题，以及他作为人大代表、医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的多重身份。

强化近视防控手段

记者：我的很多同事都感到自己近年来视力在下降。

范先群：我知道你们记者工作很辛苦，用眼多，特别是看近处多，容易用眼疲劳。工作时，可以把电脑屏幕的字体调大一些。

记者：您在代表通道上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类获得外界信息的90%要通过眼睛来完成。这些年您一直很关心青少年近视防治。

范先群：这是全社会关心的问题。首先，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国家相关部委几年前就专门发过文件，大家都认为要控制学生的近视率，这关系到国民素质。记得我念书时班里没有近视，现在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你说这个比例高不高？我是眼科医生，也是人大代表，那就必须天天讲，叫大家都来重视。

记者：现在近视率这么高的原因是什么？

范先群：我去年做了覆盖7个省市区的研究，通过对5万多人流调问卷得出的结论是，第一，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看书、看电脑、看手机时间太长；第二，户外活动时间太少；第三，不良用眼习惯，放下手机拿iPad，放下iPad拿电脑；第四，睡眠不足。

记者：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向社会呼吁这件事？

范先群：近视防治和社会、政府、学校、家庭都有关，单靠医生无法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作为医生，我们可以给白内障开刀，实现手到病除，但对近视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它不能被治愈，也很难被控制。所以我建议，要进一步强化近视防控手段，比如完善学生减负措施、合理安排学生作息时间等，同时要加强近视发病机制研究。

从被动管理到主动健康

记者：今年，您还关心哪些话题？

范先群：我还特别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有近3亿人，其实很多老人身体还都很好，但缺乏社会参与。如果能经常走出家门，参与社会活动，起码得病概率会低一些。如何让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需要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并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和资源。比如，可以加强老年教育统筹规划和政策引领，多路径扩大老年教育供给。

记者：除了社会参与，还能如何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范先群：我认为要有“主动健康”的观念。现在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8.2岁，但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是68.7岁，这意味着我国老年人有近10年的时间面临各种健康挑战。可以推动建设老年人健康监测与管理的大数据整合与共享机制，比如利用可穿戴的智能化设备、数字技术等，实现老年人健康风险精准识别和动态健康管理，推动“被动管理、病后管理”到“数字化主动健康管理”的转变。

记者：对很多家庭来说，老年人的医疗照护也是很重的负担。

范先群：确实。所以我建议，要持续完善老年医疗与保健服务体系，加强老年护理、康复机构建设，鼓励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将部分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转型为护理、康复专业机构，同时还要保障老年人医疗与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探索实施老年人医疗服务优待政策。

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医学

记者：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

范先群：作为医生，看病是日常工作，病人来看病，是把生命托付给我们，要做好每一台手术，看好每一个病人；作为老师，职责是立德树人，我经常说，交大医学院的学生是“红木”，一定要培养成卓越的创新人才，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人大代表，要为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鼓与呼，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科研人员，要追求科技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比如，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这种恶性肿瘤，我和团队研究治疗技术和方案，极大提高了患儿的保眼率。

记者：您特别强调医生做科研的重要性，为什么？

范先群：在大学里做医生、做老师，必须从事科学研究，才能掌握新知识，才能传授新知识，进而创造新知识。我经常说，如果没有科研，永远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是落伍的，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投入大量精力。社会上有人会说，医生要写论文干什么？在我看来，如果不写论文、不做研究，那就不要在交大医学院待。

记者：现在国家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在医疗领域，该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范先群：我理解“新”就是创新，包括新模式、新动能、新产业、新材料等，“质”就是高质量，包括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等形式。在医疗上，就是把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和医学结合，也就是国家提倡的“新医科”，这也是业内研究的重点。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传统医学赋能，加快创新速度，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