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到，去年立案办理公益诉讼19万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6 .8万件。全国人大代表、台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李海泳认为，检察公益诉讼尽管在我国从试点到全面推开为时不长，但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制度。

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价值进一步显现，如何才能做细公益诉讼“颗粒度”，并提升其清晰度和有效性？李海泳认为，制定并不断完善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势在必行。

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立法规划中，检察公益诉讼法成为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一。目前，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成型，在宏观上涉及公益诉讼的目的、性质、功能；在中观上涉及诉讼类型、公益保护范围、诉权理论；在微观上涉及诉讼当事人、管辖、审理模式、举证责任、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李海泳指出，然而，囿于公益诉讼基础理论不完善，目前的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在具体条款设置等方面还有完善的空间。

结合对上海司法实践的调研，并与一线检察工作人员座谈，李海泳建议将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磋商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机制纳入立法草案，以及将公众参与纳入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李海泳表示，对于侵权事实清楚、争议小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司法确认的形式赋予磋商协议司法强制执行效力，能够提升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发动更多社会主体和有资格的行政机关参与公益保护，及时维护受损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有益探索。

此外，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理中，诉前磋商协议司法确认工作机制极大减轻了被告的诉累，为构建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格局作出了贡献。李海泳介绍，在实践中，上海检察机关已在多起案件中探索通过司法确认及时维护受损的社会公益，收获了良好成效。

在公众参与方面，目前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共识。李海泳介绍，从制度设计看，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是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公众参与作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立法范围，能够有效发挥社会公众全流程、实质化、规范化参与公益诉讼案件办理的作用，使得公益诉讼更加贴近人民、依靠人民，进而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