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原标题为《调查工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由此，可以引申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追问：20世纪初，社会调查在中国蔚然成风，正确的调查研究应当满足何种标准、具备哪些特质？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政治组织、学术团体，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色？

「踏着人生实际说话」

19世纪中叶以来，外强入侵与内部危机频发的社会现状导致中国现代化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相当匮乏。这一“低组织化”的状态，不仅表现在物的层面，还体现在现代知识资源供给的严重不足上。

青年毛泽东在谈及晚清变法和知识改良运动时指出，所谓“变法图强”仅仅是声势浩大，内面多是空空洞洞，缺少人生实际，而“中体西用”的知识改良也仅仅是思想上“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因而须要“踏着人生实际说话”，并“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1919年，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罗列出涉及财政、教育、劳动、女子、实业等150多项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强调“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1920年，毛泽东在 《致周世钊信》中专门提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也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者。1917年至1919年，李大钊围绕人力车夫、煤矿工人、青年自杀等社会群体和现实问题展开社会调查、撰写研究报告，运用大量一手材料和统计数据而非纯粹的逻辑思辨来呈现社会现实、论证实际问题。

从组织机构设置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前就曾组建并积极参与各类专门开展社会调查的研究学会。1917年，从日本回国不久的李大钊便和一班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学生一起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宣称研究经济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1919年，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等人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该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明确宣告刊物宗旨：（一）实际调查，（二）叙述事实，（三）应用科学。

建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将调查现实问题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专门设立调查统计机构，并将相关职责写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会章》：工会每月应将人口、会员数、职业情况、病况及罢工情况等造具统计册，并调查罢工事实之经过，还要编制劳动状况、就业、失业情况等统计表。

「解放中国的鲜活力量」

与同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相比，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尤为关注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群体，并将其视为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内外交困危机的根本所在。

1924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行业、地域分布等情况，通过引用农商部1918年工人调查数据并结合他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经历，论与证相结合，驳斥了“怀疑无产阶级力量不足”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力量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在不断壮大，并终将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

1927年早春时节，毛泽东历时32天、行程1400多里，完成了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的调研。他广泛接触群众，访问农会、工会、妇委会干部，召开各类调查研究会，获得大量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一手实际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真实记录了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回应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非议和责难。

现存于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的中国画《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反观20世纪以来的其他社会调查，多为陈述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现状的“统计型”“描述型”调查。虽有针对城市工人与农民农业的社会调查，却未对底层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实际状况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予以更多关注。

比如，针对城市“苦力”的社会调查认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等城市雇工是劳动界最苦之人，但将这种苦难归因于“暴饮暴食”“穷则生盗”“懒惰成性”“嗜赌如命”等。又如，一些人进行的农村经济调查，将贫困根源归结为“资源短缺、经营方式与生产工具落后”。

对此，作为中国共产党调查工作的先驱，陈翰笙批评道：当下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列，不会试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调查研究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认识和分析现实问题中，从而发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根源所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还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与实践主张色彩。在安源，毛泽东为调查煤矿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与工人同吃霉米烂菜，体验背着煤筐、趴在地上如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在海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彭湃换下干净整洁的西装、穿起粗缯大布，摘下西式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皮鞋、光着脚板，在与贫苦农民共同劳作和生活中调查农村问题。

正是通过面向工农群众的实际调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深刻地意识到“在他们（工人和农民）身上蕴藏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进而义正词严地宣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劳动者不是服务于某种学说的抽象客体，而是从根本上解决总体性危机、推进社会进步、解放中国的鲜活力量。

「调查研究形成鲜明特质」

这一时期，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不少困在抽象知识的范畴里，或是流于社会事实的记录和描述，或是囿于缺乏改造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笼络一批专家学者，围绕工业建设、军事国防、教育人才等领域开展调查研究与规划设计工作。但据相关人士回忆，其间形成的大量调研成果与设计规划方案鲜有付诸实际，而只是沦为装点门面和粉饰太平的工具。

毛泽东曾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从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文本不难发现，每一项调查都是以解决一个或多个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同时，调查研究中形成的重要发现和论断会以不同形式进入决策过程和政策实践之中。

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翻印的毛泽东所著《调查工作》。

1928年12月和1929年4月，根据毛泽东在宁冈、永新两地所作的调查，中央苏区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与《兴国土地法》两部法案。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寻乌调查》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明确了“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

1930年11月，毛泽东在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地调查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据此形成了调整农村土地分配政策的方案：改变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而不利于贫农的土地分配法。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总结两地团结动员群众、促进根据地生产经济建设、扩大红军队伍的经验，以实际调查驳斥了“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善”“群众不愿当红军”“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等说法，并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将两份调研报告印发给与会代表，号召各地学习相关先进经验。

概而言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鲜明特质：不仅是囊括社会各阶层的，更是面向工农群众的；不仅是慈悲怜悯的，更是诉诸阶级动员的；不仅是理论周严的，更是强调实践行动的。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亚丁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朱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