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峥华多年与书为伍，她爱书，便也爱上了“书人”。陆续著有《书人·书事》《书人小记》《书人依旧》《书人肆记》《书人为伍》《书人陆离》等一系列“书人”作品，不断通过文本的参照、史料的爬梳剔抉，抽丝剥茧，探查书人秘史，展现知识分子风骨与思想活力。

新著《书人有七：思想的活力》，再次深入历史，为文化人画像，为文学史补白。

本文选自书中，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书人有七：思想的活力》，姚峥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以为仅此而已

家里有一套《胡适全集》，没事我就翻胡适先生的日记看。

胡适对自己的日记体例有几条标准：一是读书的札记；二是谈话的摘要；三是时事摘要；四是私事摘要；五是文章诗歌，或附全文，或摘内容而附记著作的经过；六是通信，或摘要或留稿。

有一则印象深刻。梁启超先生去世，胡适在1929年1月20日日记中记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适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做《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原谅了他。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没机会多同他谈谈。”

梁任公去世后，胡适和陈寅恪等人送梁先生入殓。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我只是猎奇地看看，知道胡适曾为梁书作序，中间闹了点小不愉快但于两人友谊无大碍，仅此而已。

为他写，待他评

2019年11月17日夏晓虹老师做客深圳读书月，讲“梁启超与胡适”。她围绕梁启超的《国学小史》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比较互照中彰显梁胡论学的意义。沿着夏晓虹老师的线索，我才发现胡适日记中的作序一事，不过是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必须把时间跨度往前移再向后挪，将梁胡放置到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中看，他俩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学术之争，之间两人论学的种种砥砺与辩难，对各自的治学方向和发展起着不一般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一下子把一些学术脉络理清了。

生于1873年的梁启超年长胡适18岁，算是两代人，可以说，胡适是读着梁启超的书长大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曾写道，他于1904年就读于梅溪学堂时，就开始看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1912年11月1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下：“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胡适认为，1911年武汉革命能势如破竹，“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这一年，胡适21岁。他无疑是超级梁粉，眼中的梁启超威猛高大。

他俩没有机缘见面，直到1920年3月21日在林长民家里，才第一次相聚。

此前一年，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轰动一时。

胡适根据自己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编成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讲义。1918年经过整理，蔡元培作序，1919年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名出版。尽管只完成上半卷，学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西方观点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对这一部哲学史，胡适非常看重。因为他的写作初衷，与梁启超有关。

夏晓虹的研究显示，早年胡适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深受启发。可以说，这是他最爱的文章。胡适认为，梁启超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

《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在《新民丛报》连载，可惜中间梁启超出国，连载只得停止。这让胡适深为失望。他由此突发野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

种子于是播下，之后胡适也确实做到了。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特别期待梁任公的评价。

1920年10月18日，梁启超致胡适函言：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

两个月后的12月18日，梁任公又写信给胡适，说，对于大著《哲学史》之批评若做出，恐非简短可了。顷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拟于先秦讲毕时，专以一课批评大作，届时当奉寄耳。

梁启超一而再地写信给胡适表示要写文章批评，可见他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重视。

有公开对话的意思

1920年12月至次年3月，梁启超应清华之邀，开设课外讲演“国学小史”。夏晓虹老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看到《国学小史》手稿，有一、二、四、六共四册。这些手稿在梁氏生前未及成书，仅以论文或单行本形式发表部分内容。后据此重新拼合、厘定为《国学小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夏晓虹为此写了导读《“失而复得”的〈国学小史〉》。

在夏晓虹看来，梁启超开设“国学小史”课，是基于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满，有公开对话的意思。

那么，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921年，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表达了对梁启超的不满：“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

此时，声名鹊起的胡适，有满满的自信。他在文章《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文字激扬，挥斥方遒：“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

夏晓虹认为，此时胡适对梁启超不满，理由有三：一、陈独秀认为胡适与梁启超是一拨的，让他多少有些郁闷；二、胡适对自己的著作颇自负；三、胡适刚在学界成名，而梁启超已占稳固的学术地位，他的批评多少对胡适产生负面的影响。

当然，胡适也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梁启超。梁启超在著作《墨子学案》中列了七种必读书，其中包括胡适的书。在《墨子学案·自叙》中，他写道：“胡君适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关于墨学多创见。本书第七章，多采用其说……谨对胡君表谢意。”可见，梁启超对胡适并非一味否定；他引用胡适的地方，也会注明出处。

夏晓虹评述，梁启超在写墨子的书中，大量借鉴了胡适的成果；而梁启超放弃自己早年的论述，也是受到胡适的影响。比如他昔年曾作《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二篇，“今兹所讲，与少作全异其内容矣”。

此间，尽管心存芥蒂，梁启超和胡适还是继续学术上的你来我往。1921 年2月4日梁启超完成《读墨经余记》，胡适2月26日为梁启超的《墨经校释》作序，4月3日梁氏写《复胡适之书》，5月3日胡适作《答书》。这便有后来胡适日记里“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1922年3月4日、5日梁启超在清华讲演《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是评《中国哲学史大纲》最有分量且最著名的文章，也是胡适一直期待看到的文章。此时距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已过了三年。

关于这一次讲演，胡适有详细的记载。在1922年3月5日日记中，胡适写道：“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理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

梁启超用了足足两天的时间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他看来，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十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他还借胡著“老子”和“杨朱”两篇，提出其“新近才发生”的问题，即“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

夏晓虹指出，常人看来，老子在孔子之前，是前辈。梁启超这一下把他放到后边，成了晚辈。

如是，胡适难免受到很大的刺激。在3月7日的日记中，胡适专门提到北大学生张煦，指他“做了一篇驳文，证据极充足。此文大可为《老子》张目”。在5月18日日记中，他又记了两点：1.近人说《老子》这部书不是老子做的，也不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这话你以为如何？2.近人又说我们不应该从老子孔子讲起，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从什么时代讲起？讲那个老子以前的时代有什么史料？那些材料可靠吗？……

但私谊一直维持

尽管梁胡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认知和见解，但私谊一直维持。梁启超去世后，胡适惋惜之余，还是诚实地认为，他（梁先生）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这里指的当是梁启超早年积极推进西方文化和思想输入，晚年则转向维护和研究传统文化，希望儒学人生观可以造福全人类。夏晓虹认为，1917年对梁启超来说，是一个学术方向转变的分水岭。

夏晓虹从1982年开始研究梁启超，1984年写作关于梁启超的硕士论文，至今已近40年。国内研究梁启超的人不少，有的在思想史方面，有的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的在学术史方面，夏晓虹则从文学入手，着重于梁启超的文学研究，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单从梁启超和胡适论学这一个角度，她以翔实的资料作为理论支撑，分析入情入理。

在她看来，正是与胡适的分歧引发了梁启超的讲学，并产生了在其著述生涯中，可以视为后期转以传统文化研究为主的一部标志性著作《国学小史》。这对梁氏意义重大。

而无论其时感受如何，梁启超的长篇批评毕竟对胡适深有触动，逼使他重新认真思考论述中的许多问题。尽管出于年少气盛，或激于政治分歧，也可能不乏对批评带来的负面效应某种程度的担心，胡适当时未必能接受与理解梁启超的意见，但时间会证明，梁启超的批评对胡适确实是“无害且总有点进益的”（胡适1921年1月《致陈独秀》）。

梁启超去世后，胡适说：“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没机会同他谈谈”，扼腕之情跃然纸上。

如果没有夏晓虹老师的梳理，我断无法将这些散落的点连接起来，拼接成一幅梁胡的学术图景。学者严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确实值得后学借鉴。而这一段，只是夏晓虹老师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她的三卷本著作《阅读梁启超》的修订本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从“政治与学术”“文章与性情”“觉世与传世”三部分涵盖了更为丰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