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朱熹一生的活动轨迹，其先后共有两次回到祖籍婺源，为推动理学在徽州乃至整个安徽地域的迅速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祭祀朱熹，徽州民众在歙县建立了第一个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紫阳书院。徽州紫阳书院自南宋淳祐六年（1246年）建立，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制为紫阳师范学堂。在这六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徽州紫阳书院几经兴衰，但文脉不绝。

景观变迁：紫阳书院之历史

宋理宗时期，朱熹与理学家周敦颐、二程等入祀孔庙，理学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南宋淳祐五年（1245年），韩补向朝廷请求在徽州府南门外紫阳山麓建造一所书院。不久，书院建成，理宗将其赐名为“紫阳书院”。宋元易代，紫阳书院遭到了战火的严重破坏。为重建紫阳书院，魏知州将书院迁于南门内江东道院。至元十五年（1278年），江东道按察副使奥屯希鲁在徽州官员和士人的资助下重建紫阳书院，改江东道院为紫阳书院。此后，进士汪一龙等先后担任山长，紫阳书院得到短暂兴盛。但好景不长，仁宗延祜二年（1315年），因南门内涨水，书院再次破坏，山长张炳将紫阳书院迁于南门外。随着元代末年的战乱，紫阳书院不复当年光景。

明初，徽州士人唐桂芳请求重建书院。在郡守魏珍的主持下，重建书院于歙县东门。但此时书院的规模很小，规制亦不完备。直到正统九年（1444年），巡按御史徐郁将书院迁到歙县右边的射圃，紫阳书院得到重修。正德十四年（1519年），徽州士人张芹认为需于紫阳山中祭祀朱子，除了上述歙县的书院外，又别建书院于原紫阳山中。自此紫阳书院开始了两院并立的局面。此后紫阳书院虽然仍多有迁移和重建，但重要的是其先后获得了御赐的“学远性天”和“道脉薪传”的匾额。这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紫阳书院在当时全国书院当中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朱子学说在当地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官民互动：紫阳书院之祭祀

歙县的紫阳书院一年行春秋两次祭祀，而紫阳山的书院则增加了朱熹生辰祭祀。紫阳书院的祭祀分为“释奠”和“释莱”。“释奠”相对于“释莱”更为隆重，祀仪过程亦更为讲究，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受福胙、送神焚祝五个部分。据《紫阳书院志》记载，紫阳书院祭祀的对象一共六十八位，正位为朱子朱熹。配享八位主要为朱熹弟子和较早接受和推广朱子理学者。从祀者大多为南宋以来新安有名之先贤和儒士，他们以朱熹理学为治学理想，为朱子理学研究者和传播者。道原堂祭祀朱熹的外祖父，献靖公祠祭祀朱熹的父亲。“卫道斋”和“衍绪斋”祭祀倾慕和笃信朱子理学且有功于紫阳书院的建设及复兴人士，其中大部分是资助书院建设的官员和士人。紫阳书院祭祀以朱熹和朱子理学为中心，具有以学术为重点的祭祀特点，祭祀对象包括朱熹亲属、理学学者和官员等。主要目的在于标榜朱子理学，歌颂先贤功德。书院通过祭祀确定了朱子理学的地位，祭祀朱熹仪式与社会教化和社会认同联系在一起。地方政府与书院合作试图通过对朱子形象的不断塑造和推行严格的祭祀礼仪，来实现其在地方上的宣扬教化。

从书院祭祀人物可以窥见紫阳书院是地方士人与地方官“官民互动”的结果。从宋代至清初，紫阳书院的建立和发展主要依靠徽州的官员，书院虽有田产支持书院经费，但徽州官员的资助仍是书院持续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当时，徽州紫阳书院的山长大多由当地官员兼任，经费亦由官员资助和管理。由此可见，紫阳书院与官方的密切关系。具有官方色彩的紫阳书院引领地方学术方向，发挥着促进社会教化的作用。但从清初至清乾隆时期，书院修缮和管理费用，大多来自徽商。徽商对书院的资助不仅因其“贾而好儒”的特点，对于地方精英来说，修建书院是融入主流文化的象征。紫阳书院山长由地方人士商议决定，当选山长如姚鼐、凌廷堪、汪龙等皆以学术著称，官员逐渐退出书院的管理。紫阳书院正是由地方官员与徽州民众互动、官学与书院互补，成为徽州紫阳书院一个很显著的特色。

道脉薪传：紫阳书院之讲会

书院讲会是文字传播以实现社会教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书院讲会的形式有院会、坊乡之会、邑中之会、六邑大会、四郡大会等。六邑大会每年一至两次，在徽州府辖的六县境内轮流举办，规模可达千人。四郡大会由徽州、池州、宁国、饶州四府轮流主盟。在当时，讲会的规模与影响力都是极大的，吸引着众多来客，具有区域性学术探讨的性质。尤其伴随着阳明心学的传播，讲会成为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场合。清代之后，程朱理学复兴，讲会逐渐恢复。杨泗祥首倡恢复紫阳书院讲会，士人是书院讲书的主要群体，汪德元“招集生徒春秋萃聚为常”，汪知默“紫阳讲席六年”。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书院的学术思想略有差别，讲会的内容也反映着当时学术主流，但士人通过各种形式的讲书活动促进了儒学在地方社会的渗透与传播。不仅如此，书院讲会的组织者往往凭借地方士人的身份承接了乡约劝化的职责。讲会、书院与乡约在仪式和内容上出现互借现象，乡约思想亦凭借书院宣讲和祭祀仪式得到传播。

紫阳书院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纲，在最开始便规定学生需要遵守理学之“五伦”。理学家注重个人的品德与修养，紫阳书院将南宋理学家的理想实施在书院学规上，要求书院之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明义理以修其身，并推己及人，强调将道德品质的涵养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紫阳书院志》中编有《紫阳讲堂会约》、《崇实会约》、《紫阳规约》、《入紫阳通志录》，这些会规共同形成了紫阳书院严格的讲会制度。《紫阳讲堂会约》极其强调理学之地位。书院的讲义主要是对《大学》《论语》等四书五经中经典语句的解释，如施璜的《格致补传》、汪学圣的《其为人也孝弟章》、陈二典的《诚者自成也章》等。由此可窥见紫阳书院对儒家学术正统性的推崇。随着书院兴盛，嘉靖万历后，《吕氏乡约》与《朱子乡约》也成为书院的礼仪与规章的重要来源。书院与士人阶层合作，成为促进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

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紫阳书院之扩展

书院自唐代兴起，千年历史具有内在的发展规律。书院受官方的影响与控制，与科举不断结合，具有藏书、讲书、教育、祭祀等传统功能。但随着书院在地缘上的扩展，不仅安徽境内各地普遍建有紫阳书院，安徽之外的苏州、杭州、漳州、常州、汉口等地亦建有紫阳书院以崇祀朱熹，传文公之教，可见朱子文化在这些区域的广泛传播与接受。紫阳书院虽为书院，其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书院所具有的功能。

各地紫阳书院的建立既是朱子思想的传播过程，也是徽商影响力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些建于异地的紫阳书院又会被当作同乡会馆使用，利用朱熹崇拜加强内在凝聚力，以联络同乡情谊，使得徽商在诸多商帮中脱颖而出。朱熹所代表的形象日渐超越徽州而上升到了整个安徽地域，成为安徽认同的一个象征符号。在崇祀朱子的历史进程中，皖人的身份认同与地域认同也双双得到加强。不仅如此，各地紫阳书院还举办义学、购置义阡、提供临时住所等，为旅外皖人提供乡缘性赞助和实施慈善事业。紫阳书院成为聚集旅外皖人的载体，不仅积极促进安徽省内各项事业的建设，而且在传播安徽文化和习俗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