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临街，下面真热闹啊。

整条弄堂的孩子放了学都在玩，在打弹子，在骑自行车，在刮香烟牌子，在跳橡皮筋。“只有我啊，”李守白想，“只有我在这里画画画画！”

上海合肥路42号靠近顺昌路的地方，有过一片石库门。石库门临马路的地方，有过一排街面房子。街面房子中间有一间，是李守白出生的家。父亲李廷益一辈子没机会做艺术家，但心里爱的是画画，他自己也会画画，因此也着意调教三个孩子学画画。

爸爸规定，三个孩子放学后，每人每天要交一张画作为“日记”也作为“功课”。弟弟妹妹总贪玩，宁可拿出零花钱拜托哥哥代劳，也不肯真的坐下来画。就这样，年纪最长的李守白不仅要自己每天画画，还要一次画三幅，还要努力揣摩弟弟妹妹的风格，画出三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老头子什么都知道。”现在，到了耳顺之年的李守白笃定地说，“可他一次也没揭穿，因为他想看我行不行。”然后又自己补充了一句：“他看出来我行。”

三个孩子里，最后只有李守白走上了艺术道路，一走走了一辈子。在合肥路，他没有学会打弹子，没有学会刮香烟牌子，直到三十几岁才开始学骑自行车。但他有了画。他在这里得到了他的游戏场。

李守白作品。眼泪掉在画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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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路（1943年）还不叫合肥路的时候，它的名字是劳神父路（1927年）。再之前，叫天文台路（1916年）。两个名字，都与上海的台风有关。

1859年12月24日平安夜，一个名叫劳积勋的法国男孩在布列塔尼大区的布雷斯特市出生。这是一座临海的城市，孩子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船东。临海长大的他，或许注定要和上海有缘。24岁那年，劳积勋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一年，是1883年。

4年前的1879年7月31日，上海遭强台风袭击，海上舰船损失巨大。在公董局和外商轮船公司一致要求下，观象台筹设了航海服务部，并于1880年扩建为三层平台的八开间二层楼房，1882年1月1日起正式向上海各报发送中国沿海气象预报。

劳积勋一到上海后，就立刻参与到上海气象事业的建设中。在他抵沪的第二年，1884年9月1日，外滩信号台（今延安东路口）正式成立，每天定时悬挂报时和气象信号，为停泊在黄浦江和进出上海港的舰船服务。

1900年，位于徐家汇的观象台又在原址西侧100米处建成一幢新的观象台（今蒲西路166号），翌年1月1日，即迁入新址工作。大楼为三层罗马式建筑，高17米，在大楼中央建砖木结构的测风塔，顶高40米，安有贝克莱风向风速仪。

1885年，劳积勋回到法国，在巴黎孟苏里天文台继续深造天文观测，尤其是气象专业知识。九年后的1894年，劳积勋再次回到上海，担任徐家汇天文台的副台长。当时的台长蔡尚质马上推荐其为台长。1901年，他正式担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之后，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身体原因将台务暂时交给田国柱之外，直至1931年退休之前，劳积勋始终担任该职。

外滩信号台

为建设好徐家汇天文台，劳积勋先后前往越南、日本、英国、奥地利等地访问、考察、参加会议，并参与建设远东地区气象信息网络。他用了25年时间观测台风，并在历史上经过上海的台风中选取了620个危害性较大的，通过历史记录观察这些台风的变化，描摹出其变化的轨迹，并编著成书。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研究台风的专著，被收入《上海气象学会年报》。

他本人也和世界各地的水手成了朋友。杨绛先生晚年回忆在沪生活时，也提到自己“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因为他经常给幼年的杨先生带小礼物，经常给她讲故事。（《中西稀见文献中的“台风神父”劳积勋》澎湃新闻）

台风吹来了劳积勋。为纪念这位气象研究专家，上海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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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差不多就在劳神父退休的同一时段，一位绍兴的账房先生来到上海，住进了劳神父路的街面房子。后来，这个绍兴账房先生的儿子，在大约40平方米的小家里生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1962年李守白出生时，这条路已经改名合肥路。

李守白是家里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孩。像当时大部分移民的孩子一样，在幼年，他有时会离开父母到祖父母身边生活。

李守白的祖母当时随出嫁的女儿住在海盐，李守白上小学前的一半时间是在乡间田头度过的。放牛、捉鱼、摘桑葚的野趣生活和探险童年，充分释放了一个小男孩的活力。所以，当他回上海进学堂，看到父亲能在画架前一坐坐一天时，反而感到另一种文化层面的吸引力——

为什么爸爸那么喜欢这些颜料的组合搭配？为什么爸爸和那些从事绘画或者绘画出版的朋友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为什么爸爸只要一有空就会带他去美术馆和博物馆看画展？那个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里，究竟有什么乐趣和宝藏？

李守白剪纸作品

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也是被刻意熏陶地，李守白接过了父亲递过来的画笔。他进入复兴中路第三小学念书，展露出的艺术特长在校内立刻得到了正向反馈：出海报是他，出黑板报是他，美术组有他。班主任的丈夫在颜文樑家里工作，还自告奋勇主动带这个爱画画的小男孩去这位著名油画大师家里参观。

这是怎么样的殿堂啊！即便过去半个世纪，李守白也不会忘记。和气的颜文樑在素昧平生的小男孩面前打开自己的一幅静物画。布被一层一层掀开，整整七层布后，露出椭圆盘子里的水果。如此寻常的水果，显示出非凡的力量，镇住了那个能上房揭瓦、下地赶猪的男孩。回到家后，带着被梦驱动的、去追随什么的冲动，李守白用父亲刻图章的刀做刮刀，沾着父亲的颜料画了生平第一幅“油画”。

爸爸看到了，什么也没说。

后来，李守白就和弄堂里一切玩耍游戏隔绝了。后来，李守白在大暑天闷在家里整整三天，去画拉孔的素描画到发烧，爸爸什么也没说。后来，爸爸鼓励李守白自己坐车去少儿出版社投稿。孩子坐着24路，觉得自己离合肥路越来越远了，觉得熟悉的景物都消失了。小孩的心又紧张又害怕又兴奋。爸爸什么也没说。他已经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他命运中的风。

李守白，1962年出生于上海。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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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结婚时，李廷益给儿媳沈瑶一沓厚厚的剪报。

里头贴着李守白从少年时代第一次作品被报刊选用发表后的每一次剪报。爸爸给这本剪报装订成册，题写了名字——《淘沙》。在所有的结婚礼物中，这是一份最重的礼物。沈瑶捧着它。

大浪淘沙。生命也理应如此。不经历淘漉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个一辈子痴迷艺术、却在一间普通公司账房里被磨砺了小半生的人，把自己的儿子托举出来了。

李守白记得，父亲总是在合肥路的小房间里一遍遍骂他，打他“头塔”（敲脑门）；李守白也记得，父亲开心时，下班回来路上买来咖啡渣，回家再烧上几遍过滤，招呼孩子们“喝咖啡”；李守白记得，自己做了父亲后带女儿去人民广场写生，当众骂女儿画得不好，女儿两滴眼泪落在纸上，把颜料化开了。

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呀。他小时候的眼泪，也一次次落在合肥路的画架上，一次次化开颜料。只是那时候他听从父亲，却不懂得父亲，直到自己成为父亲，才明白那眼泪虽是孩子在流，也是父亲在流。当最后回头看时，那些流过的眼泪和汗水，也都没有白费。

大约在进入新世纪后不久，李守白住过的合肥路房子拆迁。它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拔地而起的，是沪上豪宅。那里当然是“贵”的，是市场意义上的那种“贵”法，也是曾经住在那里的一个普通家庭成员心里的“贵”法。已经不存在的老家，幻化成成年后李守白手下无数上海房子的原型。

他有时还能闻到淡淡的鱼腥味。那是父亲带着他穿过顺昌路小菜场。

白天卖水产的桌子在买卖空隙时，是周边孩子们打乒乓球的桌子。

别的孩子的嘶叫和欢笑声是与自己无缘的，李守白想，父亲要带他穿过这里去看法国19世纪画展了。

父亲为李守白整理的作品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