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总责，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承担主要责任，其他有关领导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其实，这并不是中央首次对领导干部环境失责“动刀”。今年５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严格责任追究，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不得转任重要职务或提拔使用，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同时提出了其它追责要求。

而《办法》中的一大亮点，是对组织处理方式“免职”进行了规范化，使“免职”真正成为能给官员造成较大影响的问责手段。

长期以来，在外界眼中，处分可大致分为党纪政纪两大类。而在那些具有强烈处罚意味的处分之外，还有被大家忽略的一种责任追究形式——组织处理。只是由于组织处理本身的教育性、柔性、相对私密性等特点，既难为外界所知，有时也难引起当事人重视，甚至一些人将组织处理“美化”为组织安排。

客观而言，在组织处理中，前文所述《办法》中提到的“免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免职有正常免职，也有问责免职。当官员要进行正常调整时，通常都有一个免职程序，免去现任职务，再调整到新的岗位。包括平职调整、调整到重要岗位、提拔等，除个别不用免职的调整外（比如从本单位副职提拔到正职），都有一个免职的程序。

当然，干部因为生态环境损害而被追责，是问责免职，这是因为他要承担相应责任，被组织直接免去现任职务。不过，由于问责免职制度不明确不完善，以及正常免职的大量存在，一些地方往往将免职“搞”成了替责任官员“洗白”的方式。有的干部在某事务中为承担责任而被免去现职，就马上安排另一个职务，这种极不规范的问责免职官员“复出”现象，让民众非常不满。

因此，有声音提出，问责免职应当有明确的惩戒性，不能成为责任官员华丽转身的一种方式。

于是，在此次《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对组织处理进行了明确的惩戒性规定：

比如责任追究结果运用上，规定受到责任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至少一年内不得提拔；单独受到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处理的，至少一年内不得安排职务，至少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受到降职处理的，至少两年内不得提升职务。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办法》强化组织处理的惩戒性，有利于官员深化对组织处理的认识。那种不把问责免职当处分的现象，以及把“组织处理”美化为“组织安排”的想法，应该可以得到转变。

《办法》明确将加强组织处理的惩戒性，使组织处理真正成为领导干部问责体系中的重要形式。按照《办法》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形式有：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降职等；党纪政纪处分。

笔者认为，对组织处理结果运用的明确，对问责“威力”的增加，这让责任追究形成真正的统一体系，从诫勉到党纪政纪处分，可以根据责任的大小，实现不留死角的责任追究。

当然，《办法》对组织处理的结果运用，特别是对免职的相关规定，只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领域的专项规范，不像《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和《公务员处分条例》那样，对处分结果有着普遍性。但以该《办法》的关注度及其在适用中发挥的影响力，组织处理的结果，必然会对其它事故责任追究起到参照作用，并促进组织处理的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事实上，我们如今常见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这两种组织处理形式，也是在实践中通过个案促成的制度规范。而问责免职等其它组织处理形式，其惩戒性通过个案和专项领域的实践，最终也必会形成普遍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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