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会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好用好领导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

领导干部的几种常见“下法”

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已经成为当前领导干部管理的一大痼疾。虽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公务员法》等党内外法律法规对干部的“下”有不少规定，但总体来讲，“下法”仍然偏少，领导的“下”主要由其自身硬伤引发，而非通过考评等方式出现。

目前，在任领导干部因个人责任不再担任现职的常见“下法”有以下几种：

——因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双开”，也就是“落马”。按照相关规定，领导干部因故意犯罪行为被判处主刑或者有其它严重违法行为的，可能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开除公职等处理，自然也就从领导岗位上“下”了。比如近年来众多已被判处刑罚的落马官员，均属此类。被追究刑责者，在政治上算是走到了尽头并落入了深渊。

——因重大责任事故“辞职”。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比如北京前市长孟学农因应对非典疫情中的领导责任而辞职，前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者，一般均有机会“复出”，前述两位辞职官员都得到了复出机会，孟学农更因“两起两落”为世人所熟知。

——因严重违纪被降级、撤职。去年，两位副省级高官因严重违纪被降级引起众人围观：原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原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根据《公务员法》，降级、撤职的受处分期间为24个月，但解除处分后只是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而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领导干部“不出事”难“下马”

以上所举出的几种常见“下法”，均居于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出现重大问题这一基础之上。而目前中央提出的“能上不能下”问题，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当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不出事”时，如何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当领导干部“不出事”的时候，目前极少“非正常下法”，只有几种因客观因素或个人选择出现退出现职的情况。比如：到龄退休；因个人原因主动辞去现职，转任非领导职务或保留现级；因机构改革等因素服从组织调整到其他岗位；部分地方以前采取“一刀切”方式将达到一定年龄，又没到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统一转任非领导职务。

在这几类“下法”中，除因改革进行调整时，可能会有一定的个人能力素质与岗位适配度的考量外，都不是因为“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原则而受处理。

党政领导干部很难因为不适合担任现职而“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是经过组织的提名、考察、决定而任命的，而在当今，“某而优则仕”仍被视为对“人才”进行奖励的重要途径，但有些人提任领导后不适应性很快体现出来。但如果因此进行调整，当地相关部门难免有“打脸”的顾虑，而社会舆论则常将这种调整视为对“不会来事”的“老实人”的打压。双重压力下，再加上其他方面考量，导致难以对不合适者进行科学调整，“能上不能下”也因此成为官场特色。

“办法”要系统化，“下法”要多样化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但关键还在于能上问题。

首先必须要改变领导岗位的“奖励思维”。“能者上”的问题，解决了“能者”的问题，还得准确分析和把握“能”的范围和特点，以此为基础，考虑“上”的方式和位置。让“能者上”，并不是让“能者”都上到领导岗位，而是上到适合岗位，更好发挥才干；而领导岗位要选有领导才能的“能者”，保证“上”到领导岗位的“能者”其基本素质能力能与岗位相适应。

而在“能下”的问题上，重点是对“庸者”要有科学的考评办法，有刚性的制度保障，更要有可操作性强的细化措施和程序。如果考评不科学，所谓“庸者下”就真有可能成为不公平的“打压”行为；没有刚性制度保障，相关办法也会成为制度花瓶；程序措施没有可操作性，则在实践中找不到处置依据，也容易损害当事人正当权益。

因此，制定“能下”的相关办法，其实是从“能上”的制度办法开始，建立的系统性制度措施。

而在“下法”上，目前在实践中还比较单薄，应当有多样化的理念和措施。在我看来，除了常规的谈话、通报批评、劝退、免职、降职等方法外，还应当注意在一些方法上进行探索，比如调整岗位和转任。

——调整岗位。调整岗位本身不是处罚，而是组织在发现某一领导干部不适合担任现职后，根据该干部的个人能力特点重新调整到适合岗位。也就是说，调整岗位的基本点，还是在于“胜任”上，不能将一个干部从不适合的岗位调整到另一个不适合的岗位。

——转任非领导职务或荣誉性职务。一些专业型领导干部，自身并不适合担任领导岗位。在发现这一情况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整，保留其职级待遇，转任非领导职务或者担任一些荣誉性职务，不从事具体领导业务的岗位，可以较好地解决对优秀专业人才的“奖励鼓励”问题。

此外，还应当注重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在“能下”机制中的作用，并在实践中探索更多的“下法”，疏通“下”的渠道，安排好“下者”的出路问题。通过系统性的办法措施，逐步让“能上能下”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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