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8年冬日的一天，董廷瑶整装待发，即将奔赴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疫情防控战”之中。

中医儿科专家董廷瑶出身于浙江鄞县（现为宁波市鄞州区）的一个中医世家，祖父董丙辉与父亲董水樵在当地都曾以善治儿科而闻名，董廷瑶也在束发之年时便以其聪慧与刻苦尽得家传。后来他又在宁波城内开业行医并不断向业内前辈们虚心求教，由此医术又大有长进，逐渐在宁波地区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抗战全面爆发后，董廷瑶逃难至上海，原本只是计划暂时在沪开业行医以谋求生计，却不想在沪宁波同乡甚多且慕名而来的求诊者亦不在少数，于是便决定留在了上海，后来他曾长期居住于南阳路上的联华公寓。

联华公寓

1958年冬，一场由麻疹而引发的疫情在当时的上海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由此引发大量儿童不幸感染，死亡率曾一度高达10%。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董廷瑶临危受命来到大公医院与西医合作，迅速组织开展对于患儿们的医疗救治。董廷瑶率领着他的抢救小组不分昼夜，精心守护在那些亟待救助的患儿们身旁，通过全程观察病情发展情况，及时梳理总结出发病根源，并充分发挥中医治疗麻疹的特长，结合冬日气候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解毒活血方剂”对于患儿们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效。

董廷瑶常说：呱呱襁褓，不能自白，而脏腑柔弱，易起卒变，故当细查病情，不囿成法，必须了解小儿之生理、病理的特点，庶于临床不致困惑。他认为小儿辨症，望诊第一，而望诊中的舌苔，尤为重要。观舌质可辨其阴阳虚实，审舌苔可知邪之寒热深浅，对不能自诉的小儿如能详查明析，对辨症有极大的帮助。（章正元《静安文博钩沉》）

正是在这般悉心照料和诸多医务人员的勠力同心之下，这波“疫情”的死亡率由最高峰时直线下降，无数生命得以挽救，此次抗疫最终取得了成功。1959年，董廷瑶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传染病大会上总结此次抗疫经验并发表了论文，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与称赞。

同年，董廷瑶调至静安区中心医院，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中医工作，他在临床研究中所创立的“推理论病，推理论治”的学术思想，将学术论点概括为“明理、识病、辨证、求因、立法、选方、配伍、适量、知变”临证九诀，这九点环环相扣，在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许多患儿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2002年董廷瑶去世后不久，“董氏中医儿科”在他生前长期工作过的静安区中心医院正式挂牌，董老的学生们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继续将这项事业发扬光大。

【2】

讲述有关南阳路的故事，“惜阴堂”一定也是无法绕开的话题。始筑于1906年的南阳路东起陕西北路，西至铜仁路，在40年代之前也被称为南洋路。1908年赵凤昌在这里建起“惜阴堂”，成了南洋路上最早的住户之一。

惜阴堂旧照（照片来源《静安历史文化图录》）

赵凤昌，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晚清时曾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手下任职，以足智多谋与处事灵活深受张之洞器重，赵凤昌也因此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与清廷官员、立宪派人士、革命党人之间均有往来，为其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作用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期间的“惜阴堂”无疑是那段时期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黄兴、宋教仁、章炳麟、陈其美等革命党人都曾来到这里商议要事，191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先生来沪后也曾至此会见各方代表。

在赵凤昌的外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回忆中，当年“惜阴堂”的内部陈设是这样的：“惜阴堂给我的印象是房间都很阴深，赵凤昌以楼下东面的书房作起居室，每天他在那里待的时间最多。这里有一张大书桌，30313号电话墙机装在书桌东面，还有躺椅、圆桌、茶几和两旁的椅子，窗台上放着几只藕粉饼干铁盒。这里房间的面积都很大，待在这里夏季感到阴凉，冬季虽生壁炉仍无暖意。东客厅中放了一只铜鼓，桌上放有一大盘恐龙蛋化石，蛋体比鹅蛋还大，壳呈凹突形”。（杨小佛《世事沧桑惜阴堂》）

【3】

赵凤昌在“惜阴堂”一直居住到1938年去世。同年，在与“惜阴堂”西侧一墙之隔的地块上，一幢华丽大宅正在拔地而起，这就是如今位于南阳路170号内的“贝轩大公馆”。

有关“贝轩大公馆”的来历，在过去曾一度被误认为是银行家贝祖诒的住所。2010年10月，作家程乃珊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南阳路贝公馆》的文章为读者们揭开真相，“贝轩大公馆”实则应为颜料商人贝润生为其小儿子贝义奎建造的住宅。对此，笔者在查阅《申报》时也得到了印证，在1941年4月11日《申报》的一则报道中有明确写道“南阳路一百七十号贝润生住宅”。

贝轩大公馆外观、庭院及内景细部

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迈步其中，我们依然能见到当年留存下来并保存完好的龙梯、百寿照壁、双龙戏珠浮雕、苏式园林等精华部分，观后令人叹为观止。而有关贝氏家族兴建这幢房子的原因，据说还与邬达克设计的“绿房子”有着直接的关联。

1938年，贝义奎的妹夫吴同文在北京西路铜仁路的绿房子竣工，被誉为远东第一豪宅。贝义奎也心动了，一心要与妹夫“别一下苗头”，便建造了这幢贝公馆，与绿屋仅一箭之遥……因看到妹夫绿房子内的电梯十分时尚，便也装了一部。（程乃珊《南阳路贝公馆》）

如今，“贝轩大公馆”已成为游人们来到南阳路后必然会去打卡的一道风景线。

见证过众多惊涛骇浪与望族旧事的南阳路，同样也曾是一条书卷气十足的马路。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多所学校因受战争影响先后迁址至此继续办学，其中有蔡元培曾担任过校长的“爱国女校”、有诞生于南市老城厢的裨文女中，也有留下过胡乔木任教身影的“培明女中”。

培明女中旧址

创办于1925年的培明女中初设校址在麦根路舢板厂新桥（约位于现苏州河恒丰路桥）东堍，1936年迁至新闸路觉园并租用民族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住宅作为校舍。不久后，中共党员胡乔木、罗叔章来到培明女中任教，并在师生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与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培养和发展一批中共党员投身革命。

胡乔木用胡定九化名来培明任教一年，组织读书会，讲读马列主义，散播革命种子。同时罗叔章任训育主任，两人推荐吉林流亡关内的高素兰辅导学生活动。雍文涛、毛道逊等地下党员教授数理，启发同学共产主义觉悟，鼓舞学生献身革命，校内革命活动从未间断。（张才异《培明女中艰苦创业史》）抗战期间培明女中曾一度迁至南阳路205号办学，抗战胜利后又迁回新闸路校址，后改名为培明中学至今。

文化气息日益浓厚的南阳路在之后的岁月中又迎来了众多名家的入住，位于南阳路西端，董廷瑶曾居住过的联华公寓就曾经是一处名家荟萃之地。

联华公寓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初，原名爱文公寓，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自行投资兴建并设计。1942年，金融界人士谈公远、叶扶霄、沈籁清等人与邬达克合作组建联华房地产公司期间，邬达克以“爱文公寓”作价入股，从此公寓改名为“联华”至今。指挥家曹鹏、版画家杨可扬、宣传画家钱大昕等都曾是联华公寓的住户，他们的来到也为南阳路的故事更增添了数抹绚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