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会议经费从何而来？红色金融家与“初心之地”有何缘分？12月14日，2021年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系列活动之“上海红色金融与城市精神”在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档案馆金融史料中心特约研究员黄沂海用引人入胜的故事为读者一一“揭秘”。

“革命需要枪杆子，也需要钱袋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黄沂海在讲座中详细讲述了中共一大会议经费从何而来的历史细节。“陈独秀当时以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递履职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如是汇报：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

会务开销上，会务组采取能省则省的原则。适逢暑假，考虑到安全便利且经济实惠，提前租下了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的数间前楼客房，供外地代表住宿，怕大家不习惯上海夏天闷热的天气，还添置了几张新芦席以便打地铺。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后，游船是李达代表的新婚夫人王会悟租下的，并将乔装打扮成游客的代表们陆续引到船上。

在曾与上海结缘的众多红色金融家中，黄沂海向读者介绍了毛泽东同志的弟弟、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1925年冬和1931年初，毛泽民曾两次来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担负党的“出版印刷发行之总责”，筹建秘密印刷厂，先后开办了大明印务局、瑞和印刷所以及党组织最大的印刷机构——协盛印刷所，秘密印刷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党内刊物。在他的张罗之下，党的刊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向导》每期发行数达8万份，俄文版汉译的《共产主义ABC》半年内在全国售出3万余册。待他离任转战江西革命根据地时，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对其掌管的出版实体作了内部结算，盈余15000余元。

1937年，长期遭到国民党经济封锁，又刚刚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消耗的中央红军，物资匮乏，经费奇缺。紧要关头，一笔凝结着国际工人阶级深情厚谊的巨额美钞，从法国秘密运到了上海，这是为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而募集的。毛泽民再度受命来到上海，把这笔巨额美钞捐款转化成“革命资本”——首先要在上海兑成当时国内通用的法币，然后设法送到设在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购置部队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支援前线。

初抵上海，在地下党协助下，毛泽民夫妇以化名对外开设了一家纸行，专营批发业务，还在愚园路永昌里租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作“公馆”，那笔巨额捐款就隐藏在永昌里“公馆”内。如何将美元兑换成法币？毛泽民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蚂蚁搬家”。白天，他西装革履前往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兑换钞票，为怕露出破绽，每次兑换的金额不能太多。由于小额兑付进展较慢，毛泽民又想出一个办法，把钱买成公债，翌日抛出兑成现钞。隔段时间，他将钱藏入夹层皮箱里，遣人分批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经过四个多月紧张运作，巨额捐款终于从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悉数运出。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众多革命志士以金融为刀剑进行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又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家发展的有力武器。”黄沂海说，上海正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奋进，这与几代革命家与金融工作者的努力分不开，“我们需要了解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了解前辈们为上海发展做出的贡献。”

活动由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上海市总工会指导，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