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但对于自然的热爱，却是相同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正在中国召开，主办城市昆明及所在的云南省向全球展示了其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杰出案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走访发现，在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模式方法上，相隔千里的云南昆明和上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城市湿地，在“家门口”宣传环保

昆明是缺水型城市，尤其是滇池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到200立方米，远低于我国2000多立方米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然而，从呼吁珍惜水资源，到社会各界真正践行，中间这段路并不好走。

诚然，节约用水，可以让家家户户节省一笔用水开支，有车一族可以购买到相对便宜的微水洗车服务，社区或单位也可以通过收集雨水或回用中水大幅降低场地冲洗、公共绿化养护等方面的耗水量。

但这些加在一起，未必能触动大部分人的内心。如何为居民提供内在动力？昆明今年有了答案：通过节约用水，在家门口建一个生态湿地。

五华区的金川路一带，地处滇池流域的西北部，由于硬质路面透水性差，每逢大雨，周边居民出行总有蹚水的烦恼。

简单的做法是开一条水沟或铺设更完善的排水系统，但周边居民万万没想到，这里最终成了“网红”打卡湿地。

图片来源：陈玺撼 摄

“这是藏在绿化带里的湿地。”五华区水务局局长张拾化表示，根据规划，湿地所在地是公共绿带，但如果只是绿带，难以“消化”山区涌来的地表径流，就有了在绿带里开沟的想法。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由于附近没有稳定的自然水源，只是开沟，下雨天的积水到了天气好时容易发臭，便民反倒成了扰民；铺设隐蔽排水系统，除了有同样问题，还存在投入高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方案只解决了排水问题，无法给居民“家门口的激励”——水都流走了，它们如何被利用，利用了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都看不到。

“我们借鉴了上海等全国许多海绵城市的做法，尤其是雨水花园。”张拾化介绍称，新开的陈家营岔沟暂时使用下游第九污水厂处理过的中水作为水源，并与滇池水系连通，实现了“细水长流”。

将来，上游自卫村水库功能调整后，山里产生的地表径流会成为陈家营岔沟的主要水源。

有了稳定的河水，就能构建以各类水生植物为基础的湿地生态，进而吸引各类动物，形成从藻类到鸟类的生物链，这实现了河道“漂亮起来”的目标。

水活了，景美了，陈家营岔沟还有两个重要功能——净化和调蓄。

混入泥沙等脏东西的地表径流水质较差，它将在陈家营岔沟的湿地生态系统内“休养生息”，大部分河水得到净化后流向下游，小部分被湿地吸收或自然下渗。

今年旱季的水质监测数据显示，水样从陈家营岔沟城市型生态湿地流出后，水质从Ⅳ类升至Ⅲ类，主要污染指标数值均明显下降。

同时，这700多米的河道日均“喝”下1万多立方米的水，强大的调蓄能力让其足以应对50年一遇的洪水。

如今，陈家营岔沟已成为全民节水和海绵城市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员”。周边居民向亲友介绍这个家门口的景点时，都说：“看！这是雨水和净化过的污水变的！”

图片来源：昆明市委宣传部

在上海，雨水也发生了华丽的蜕变。2016年，上海入选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试点区域为浦东临港地区。

今年8月16日，上海最大的海绵公园——星空之境海绵公园正式开园试运行。其中，一块占地3万平方米的海绵科普区每天可以消纳1.5万立方米来自周围的雨水。

经过沉淀池，流向生态绿地，到湿地，再进入生态塘，最后回流河道的雨水水质可达Ⅲ类，“反哺”两岸绿化，构建怡人美景，成为上海建设海绵城市的有力注脚。

图片来源：孟雨涵 摄

极小种群物种保护的“中国智慧”

“多样性和脆弱性并存，是云南野生动植物的显著特征。”云南省林业科学院研究员杨文忠表示，云南的野生动植物种类占全国“半壁江山”，同时，全省有2000余种高等植物和50%以上脊椎动物的生存处于受威胁状态。

然而，“受威胁”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特征，具体某一个物种到底有多濒危，长期以来缺乏一把科学、客观的“标尺”。

杨文忠表示，一些国内外的评价体系偏重于对既有学术研究、资料的分析，又或者将社会、经济价值作为评判珍稀濒危与否的主要依据。

在这一点上，云南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率先提出了“极小种群物种保护”的概念。

简而言之，就是将野外种群规模小、数量少、分布狭窄和生境退化等指标作为判断物种急需拯救的“标尺”。

就是拿着这把“标尺”，2010年，云南遴选出首批112种极小种群物种，实施紧急拯救保护。

此前调查发现，云南蓝果树仅存2个天然种群，加在一起只有8株  图片来源：杨文忠提供

2012年，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标志着极小种群物种保护成为一项国家工程。

在此次COP15大会上，专设了以“极小种群物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的边会，标志着云南提出的极小种群物种保护走向世界。

确定哪些物种是极小种群物种后，云南摸索并建立了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回归野外等一系列的保护体系。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500多株中甸刺玫可能就淹死了。”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理事长方震东介绍了中甸刺玫迁地保护的故事。

中甸刺玫属于世界蔷薇属中野生花型最大的种类，观赏价值，仅分布在云南香格里拉的小中甸高原，是典型的狭域分布种和云南特有种。

2009年的调查发现，两个种群的中甸刺玫处于规划建设的水利枢纽工程的淹没区内。

2014年，100多株中甸刺玫得到抢救性移栽。为了在异地尽量复原中甸刺玫的原始生境，许多中甸刺玫的“邻居”也被移栽到了保护地。

图片来源：方震东提供

除了异地移栽，香格里拉高山植物园还通过扦插试验和种籽育苗，成功保留了中甸刺玫的“火种”。仅2016年，就在该园采到1.3万多粒中甸刺玫种子，为将来回归野外打下了基础。

得到拯救的还有大树杜鹃，其野生种群仅存1700多株。2015年实施人工繁育和近地保护，在与原生地森林植被及气候类型相似的高黎贡山林家铺种植成活48株，今年又补植了200株。

2011年至2020年，云南共有20余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脱离灭绝威胁。

最新数据显示，云南境内的亚洲象从150头增长到300头左右，滇金丝猴从1400只增长至3000只左右，西黑冠长臂猿由800只增加到1300只左右，保护成效显著。

图片来源：庄小松 摄

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上，上海与云南也有着相似的默契。獐的回归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獐是上海“土著”，早在新石器时代，上海地区就有獐的分布；19世纪80年代，上海市郊、青浦、奉贤等地还生活着很多獐。然而，由于生境减少、破碎化和过度捕猎，上世纪初，它们从上海消失了。

2006年上海启动极小种群恢复工程，重新引进獐、扬子鳄、狗獾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意在形成本土物种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维持和恢复上海地区自然生物多样性。

目前，除了上海动物园，明珠湖公园、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华夏公园等都有獐的圈养种群。

随着种群不断繁衍壮大，2009年至2010年，各有一批獐被野放入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和南汇东滩，为上海多地獐的种群繁殖和野外放归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图片来源：绿色上海

图片来源：上海滨江森林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