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5周竞选和1天投票，加拿大第44届联邦众议院选举的结果与上届大选惊人相似。

当地时间9月21日出炉的初步结果显示，现任总理特鲁多领导的执政党自由党再次击败所有对手，成为执政党，但未能获得过半数议席，仍是少数党政府。最大反对党保守党再次赢得全国普选，但还是没能“东山再起”。

舆论质疑，汹汹疫情之下，结果大同小异，这场耗资约6亿加元的“折腾式大选”究竟有何必要？

豪赌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赢得最多席位的政党上台执政，党首出任总理。两年前的10月，加拿大刚刚举行过第43届大选。按正常程序，新一届大选应发生在2023年10月。

不过，就在上月中旬，任期刚刚过半的特鲁多突然宣布提前大选。舆论认为，疫情阴影下临时起意，特鲁多开启了一场政治豪赌。

一方面，他试图利用自己的抗疫成绩——逾80%加拿大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扭转自由党在议会的不利地位，争取从少数党政府（席位数未过半）升级成多数党政府，以减小立法阻力。另一方面，他抓住对手的弱点——最大反对党保守党一直对“封锁”措施和“疫苗护照”持怀疑态度，打赌选民不会在疫情期间“冒险”。

有趣的是，反对党也把疫情当作“撒手锏”。有民调显示，只有26%的加拿大人支持在秋季举行大选。竞选期间，保守党利用这种情绪，将特鲁多描绘为“自私自利”的自由派精英，更关心个人前途，而不是国家命运。此外，保守党的竞选策略还包括在气候变化、枪支管理和预算平衡等问题上以更温和的政纲向中间派靠拢，以吸引更广泛的选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钱皓教授指出，加拿大是议会君主立宪制国家，提前大选较为常见。2019年大选时，特鲁多没有获得众议院过半数席位，只能组成少数党政府。但少数党政府执政通常不稳，大选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触发，要么由反对党联合逼宫导致对执政党的不信任动议在议会通过，要么是执政党看准时机、请求总督解散议会。本次大选，就是在疫情控制良好、民意对执政党自由党有利的情况下，由其主动提出，希望借此获得多数党执政地位，保障新的四年顺利实现其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丹认为，特鲁多提前大选，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推动。一方面，少数党政府的执政环境恶劣，受到反对党的各种掣肘，比如保守党会不断抨击和阻拦立法进程、新民主党仗着自己对自由党的支持不断要价。另一方面，特鲁多认为眼下时机成熟。政府在抗疫援助政策中大量“撒钱”，很多选民享受实惠。相比邻居美国，加拿大的疫情防控表现亮眼，政府支持率一度飙升到40%。再加上国内赤字高企，各种社会问题正在酝酿之中，特鲁多需要得到一个更为宽容的执政环境。因此，他确实是想赌一把。

翻版

截至当地时间21日凌晨4时，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等外媒报道，初步结果显示，各政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分布几乎是2019年大选的翻版。

执政党自由党在338席中获得158席（选前为157席），再次成为执政党；特鲁多也成为加拿大历史上第8位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领导人。不过，与两年前一样，自由党仍未能突破170席的半数门槛。

最大反对党保守党获得119席（选前为121席），再次在全国普选中领先，但还是没能将执政6年的自由党赶下台。

其他几个政党同样变化不大。魁北克集团获得34席（选前为32席），新民主党获得25席（选前为24席），绿党维持2席。

加媒称，受疫情影响，很多选民选择邮寄选票，计票工作有所延后，最终结果可能会推迟出炉。但可以肯定的是，特鲁多又一次有惊无险地连任，执政党又一次沦为少数党政府。

时隔两年，为何结局如此相似？加分析人士称，自由党提前大选不得人心，但保守党的抗疫主张受到质疑，极右翼政党又分流了保守党的选票。应该说，传统票仓未被打破。

刘丹认为，作为执政党，自由党优势明显：疫情期间可以发挥的空间较大，实实在在地让选民了解政府的作为，并有所受惠；特鲁多的个人魅力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劣势在于，冒着疫情坚持大选，让一些选民很难接受，也让反对党找到集中的火力攻击点；政府无法平衡财政赤字，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批评。

反观保守党，“其优势在于拥有一批相对固定的死忠选民，对于保守党更加务实的经济政策相当认可，而且其党首奥图尔的思想也更加开放。但其劣势也很致命，存在感太低，尤其是党首本人。”刘丹说。

“对特鲁多来说，虽带领自由党继续执政，但又是一届少数党政府，其实是一种失败。”钱皓说，这也说明几点，一来，选民虽相对认同特鲁多的疫情经济治理能力，但仍不太满意疫情期间进行大选，约6亿加元的竞选费用确实劳民伤财；二来，特鲁多个人的一些丑闻，如SNC-兰万灵集团公司丑闻、对华政策优柔寡断等遭到保守党以及其他反对党的攻讦，激起反对自由党、支持保守派的民意上升；三来，参选政党多达22个，独立竞选人增加，一些小党虽不致力于获得席位，但仍可造成选票分散。

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观察最近两届大选，外媒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政坛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其一，特鲁多“光环”褪色。作为加拿大著名总理老特鲁多的儿子，他在2015年以压倒性优势首次赢得大选，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新的代表，与“隔壁”的特朗普形成对比。但如今，受种族歧视丑闻、输油管道争议和疫情期间大选等因素影响，49岁的总理“品牌”受损，再次狼狈获胜。

钱皓认为，特鲁多的党首之位将来可能会被现任副总理、原外长费里兰取代，以便后者在下届大选中带领自由党冲击多数党政府地位。

其二，联邦政治进入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目前台面上的领导人，其能力和风范似乎都不及老一代领袖。由于少数党政府“保质期”较短，议会各党始终处于竞选轨道上，更关注眼前得失，但对于长远问题（加拿大竞争力下降、低碳经济转型缓慢）等难有建树。

其三，中国话题热度上升。本次大选的党首辩论阶段，占据主导的外交议题不是美国问题，而是中国问题。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加中关系一直只是加美关系的补充和平衡因素。但如今，各党领袖似乎已不想驾驭加美关系，只是在对华外交上“比强硬”。

刘丹认为，加美关系平淡是正常的，因为素来没有选项。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只能搞好加美关系，别无选择。拜登上台后，对加拿大已是有所礼遇，特鲁多也很重视，所以没有讨论必要。至于加中关系，集中讨论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特鲁多仍是少数党政府，在加中关系方面仍受到反对党掣肘，只能保持目前的尺度，难有多大改变。

“中国问题在加拿大升温完全是偶然事件。”钱皓说，因为加中关系历来不是敌对关系，没有历史仇恨，相反却是一对友好关系的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出现的一些变化，传统守成国家对中国疑虑加深，“修昔底德陷阱”成为解释加中当前关系的一种论调。2018年孟晚舟事件成为双方关系破裂的关键事件也是有其前提的。此外，作为“五眼联盟”国家、七国集团成员，加拿大不再完全执行其二战后的典型中等国家的国际参与理念。依托多边框架，在低政治领域争当领导者已成一种常态，如人权、劳工保护、环境治理等。

其四，政策议程有所“左倾”。最近两次大选，左翼政党新民主党都成为平衡权力的关键力量。它积极主张提高企业所得税、对富人增税。自由党也承诺，将对利润超过10亿加元的企业加征所得税；向石油生产商增设减排目标等。可见，两党在政策上的联合可能会促成某种向左的转变。

难题

展望未来，一场“折腾”的大选对加拿大意味着什么？新政府的施政重点又会在哪里？

舆论普遍认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少数党政府稀松平常。过去7次大选已产生5届少数党政府，平均执政时间为24个月。与选前相比，特鲁多费心开启第三任期后，新政府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变。

“总的来说，新的少数党政府依旧面临反对党的制约，难有重大突破。”钱皓指出，对内，疫情后经济恢复依旧是其头等大事。对外，加拿大将继续其多边框架下参与国际事务的路径，希望在环保、人权等方面积极作为，这也是自由党的核心价值观。至于中加关系，只有等待孟晚舟获释、两名在华加拿大人士回国后，才能真正开始重建，但也难以回到上世纪90年代的“黄金十年”。

刘丹认为，特鲁多政府仍面临诸多难题，其中经济问题排在首位，这也是民众的关注所在，包括生活成本、经济复苏、就业、住房、债务、赤字等。其次是社会问题，包括医疗卫生、心理健康、原住民和解、种族歧视等。再者就是外交方面，包括中加关系（华为5G问题、孟晚舟案）、来自美国和盟友的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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