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官宣恋情、争议退圈之后，“霍尊连续剧”正在进入“第三季”——围绕事件中是否存在涉嫌敲诈勒索，争议双方鏖战正酣。娱乐八卦升级为法制新闻，自然继续贡献着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话题。

知名歌手霍尊与他的前女友陈露相恋、分手，虽然因事涉性别议题而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但从本质上说，这终究还是一桩私事。陈露把这桩纠纷端上台面主动曝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什么公共利益，而是要让霍尊身败名裂，以泄心头之恨。

将婚恋生活中的隐私和恩怨端上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通过劫持公共舆论来实现争端之中的优势地位，这种做法有悖于现代文明的伦理要求。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分化，被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在一个传统社会里，无论男女，恐怕都很难自主决定感情和婚恋生活，很难按照个人意愿去关照自己的需求和幸福。当然，现代文明的进步性不仅意味着权利，它同样也体现着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获得婚恋自主、隐私权利和私人空间的同时，也要求个体具备独立人格，能够对私人生活领域的事务进行妥当安排，实现私人生活的自治。

不少人享受了权利，却不具备足够的素质能力去承担义务。有好事者统计，从“霍尊事件”往前算，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已经有9位知名艺人因感情纠纷被曝光丑闻，其中造成巨大舆情者包括吴亦凡、郑爽、屈楚萧、罗志祥和陈翔。此外，还有一位“泛娱乐圈人士”王思聪。曝料者之中，有些人是主动出击，劫持舆论为己所用，也有些人确实缺乏其他救济渠道，求助舆论成为无奈之举。但无论何种情况，都说明当事人未能妥善安排好自己的私人生活，在获得自主权利的同时，并不具备实现自治的素质能力。

名人的感情纠纷密集占领舆论空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属性强化了 “私事公了”的苗头倾向。社交媒体模糊了私域和公域之间的界线，又同时兼具两者的属性。在记录个人生活、讨论私人话题时候，它是典型的私人空间。但它同时又具有公开性和开放性，一旦参与者众，形成公共舆论之后，随即就转化为典型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的这种属性，给一些人劫持舆论、把公共舆论工具化提供了便利。比方说，当一个人对恋人心怀怨恨，他（她）只要发布一则声明、描述一段故事、曝光一组照片，其纯粹私人领域的事务，就有可能迅速、零成本地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题。随后，公共舆论形成的压力，很可能帮助他（她）实现个人目的。

这种“私事公了”的倾向看似快意恩仇，围观群众也参与得不亦乐乎，但事实上它会在两个方面造成损害。一方面，大量无关公共利益的话题充斥着舆论空间，不但造成舆论资源的低效和浪费，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还会透支媒体资源的公信力。从罗志祥开始，王思聪、郑爽、吴亦凡、霍尊，每个人都掀起了鼎沸的舆情，有些人甚至一度“承包”了网络热搜榜。虽然一些法律、伦理道德和两性议题因此得以讨论，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事件所耗费的舆论资源，与其积极成果之间根本不成比例。如果舆论空间长期充斥着这一类爆炸新闻、重磅新闻，在一片喧嚣热闹之中，媒体资源的公信力其实正在遭受“饭圈化”的反噬。

另一方面，如果私人生活领域的矛盾纠纷，可以很便捷地借助公共领域的力量来解决，那么就有可能阻碍个体独立人格的发育。如果一个人感情婚恋一旦受挫，就可以吵吵闹闹地求助公共舆论，那他（她）恐怕很难成长起来，获得足够的素质能力去实现私人生活自治，妥善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且，模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线，也可能使来之不易的个人私域空间不断受到来自公域的挤压。个人本来可以自主决定的感情和婚恋生活，本来可以按照个人意愿去关照的需求和幸福，有可能不断受到他人、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干预。这种状况既不利于个人权利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走向更加文明、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