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究竟什么是环境公益诉讼？它最早是在什么背景下兴起并进入公众视野的？

王岚（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环境公益诉讼分为两类，一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类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前者是为了督促主管部门履行职责，遏制行政不作为；后者构造在民事诉讼制度之中，但其以纯粹的公益保护为目的，与追求私益保护为目的的传统民事诉讼截然不同。总的来说，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和救济环境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这些环境公共利益，比如空气、水、生态环境等，具有非独占性和非排他性，由人类共享。

各国对于这种诉讼制度的称呼不一致。美国称之为公民诉讼，德国、意大利称之为团体诉讼，英国称之为检举人诉讼制度。它们的内涵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了环境危机，出现了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熊本县水俣病事件等臭名昭著的“八大公害事件”。这些事件的集中爆发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也唤醒了各国政府和民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推动了各国环境法的修改，逐渐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不少案件被记入了国际环保史，至今引人深思。比如美国的“小鱼诉大坝案”，人们发现了一种只生活在小田纳西河部分区域的濒临灭绝的鲈鱼，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正在那里修建耗资巨大的泰利库大坝。面对这个“二选一”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濒危物种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首位的要求，颁发了大坝停建的禁令。小鱼胜利了。

记者：我国是何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王岚：生态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的健康与正常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否认的是，生态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原来的诉讼体制，我们无法通过行政和民事救济来有效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2012年，我们国家修正《民事诉讼法》，首次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4次审议之后通过。其中的亮点之一是首次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以前我们国家更多提的是“污染控制”而非“环境保护”，2000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环境保护的阶段。2014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更是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范围由以前的污染环境扩大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这样的变化体现了我国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型为保护环境优先的发展观。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明确写入这两部法律。这标志着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近年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探索发展，回应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已经成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提升城市软实力是近来上海市民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上海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总体要求中，有一个目标取向是让法治名片更加闪亮。上海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未来还能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

王岚：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环境公益诉讼就是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上海十分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善于协调司法、行政执法、社会公众力量等各方力量，推动各方参与，形成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断优化上海法治环境的强大合力。总的来说，上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具有审判专业、司法鉴定辅助机制较完善的特点。在责任人承担方式方面，上海也没有把经济赔偿作为目的，而是积极探索劳动替代、优化升级等多样化的责任方式。

上海地处长三角。立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海还要思考未来如何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起到带领性的作用。由于各地都有地方性的环境保护条例、规定，具体裁判规则上会有一些区别做法，未来应当设法推动各地诉讼程序、裁判规则统一，这也是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提升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这张“法治名片”，彰显着城市软实力。

此外，未来还要进一步加大环保法治的普法宣传和公众参与。除了安全生产外，对企业的合规宣传也要加入环境法合规的内容。针对广大民众，尤其是在校学生，也可以在宪法宣传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湿地日、世界海洋日等重要节点策划开放日等活动，让更多人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离自己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