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多国新冠疫苗研发可谓捷报频传。仅仅在20日一天，中国、英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科研人员都公布了能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应答的研究成果。22日，世卫组织官员通报的一则好消息再度鼓舞人心：一些疫苗进入最后阶段临床试验，预计2021年年初可投入使用。

随着疫苗试验不断“闯关”，另一道“关卡”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发热议，那就是疫苗的分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写道，在疫苗分配上，如果各国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击败新冠病毒就需要更长时间。《今日美国》报担忧，“以我为主”的“民族主义”可能放大国家间的对立，而不是促成广泛的合作、协调和共享。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如果在疫苗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这点上无法形成共识，疫苗就可能被有钱人独占。”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新冠疫情是公共卫生史上的空前挑战，也冲击了传统上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为主的疫苗分配模式。当下，更需站在全球高度规划疫苗分配问题，防止各自为战。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由世卫组织与各国主要官员共同协调，在形成全球抗疫“最大公约数”的同时，也让各国有一定的自主权去思考和布局防疫工作。

盼“救星”

“有疫苗者求生，无疫苗者得病。”美国一位前卫生官员虽有点“语出惊人”，但也反映了疫苗这一“救星”在疫情严峻形势下的“受宠”程度。为了早日把“救星”送到人们手中，全球科学家正在与时间赛跑。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至少有24种新冠病毒疫苗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另有142种候选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三种新冠疫苗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分别由英国的牛津大学、中国的科兴生物技术公司，以及美国的莫德纳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研制。

英国的疫苗是一款黑猩猩腺病毒载体疫苗，出现较强免疫应答且不会引起严重副作用。团队目前正在英国、巴西和南非开展更大规模的疫苗临床试验。中国的腺病毒载体重组疫苗也表现出了有效性和安全性，正开展三期临床试验。美国的疫苗mRNA-1273则将于7月27日启动三期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评估疫苗的功效、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全球疫苗研发收获“好消息”的同时，一个问题正浮出水面——谁将“首先”获得疫苗？由谁来决定分配？

“对疫苗的乐观情绪增长了，但分配领域却面临挑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哲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安德鲁·彼得森说，“由于产能所限，疫苗的最初供给可能无法满足需求。一项紧迫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谁应该优先获得疫苗，以及如何做出决定。”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波士顿环球传媒旗下健康资讯网站Statnews说，以美国为例，疫苗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一大障碍，多个主导机构挤在同一舞台上，混乱不堪——周二，美国国家医学院任命了一个专家小组，试图在八九月公布建议，确定谁优先接种疫苗。但这个小组显然正在侵犯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的角色，ACIP几十年来向美国疾控中心提出疫苗接种的政策建议。此外，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加速研发疫苗的“曲速行动”，该项目也拥有一定的分配疫苗决策权。

“就好比，我们刚刚授权好几个不同的塔台，来降落同一架飞机。”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除了在由谁决定疫苗分配一事上权责不清，美国对优先接种对象也认识不一。有的说，要先考虑养老院或监狱中的弱势群体、在肉类包装厂等狭小空间上班的工人，还有的说，教师、孕妇和少数族裔应当排在首位……总之观点繁杂，莫衷一是。

解“乱麻”

疫苗分配问题，不仅在美国国内是一团“乱麻”，在全球范围内也还未完全取得共识。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晋继勇表示，中国、欧盟（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日本等国的立场是，疫苗是全球公共产品，不应当申请专利。而美国的态度是，拒绝响应世卫组织有关向未购买专利的贫穷国家提供新冠疫苗的决议。

不仅如此，美国还打算通过重金收购德国制药巨头的最新疫苗科研成果，试图垄断全球新冠疫苗的专利权。这体现出两点：第一，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大旗，在疫苗问题上确保美国民众优先使用，促进复工复产，助推他的选情。第二，维护大型药企利益。例如，强生公司宣布将投放首批10亿剂疫苗，按10美元/支来估算，公司至少将获得超过百亿的收入。21日，五家美欧药业巨头的高管出席美国众院听证会，仅两家承诺将以成本价出售疫苗。

晋继勇说，疫苗分配问题凸显出，在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下，国家主义还是受到追捧。不过，由于疫情极为严峻，关乎全人类共同命运，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亟待引起重视。各国应当寻求在两种“主义”之间做好平衡。“由于疫苗量产可能需要一年半时间，初期的疫苗属于稀缺资源。而让稀缺资源的公共性得到最大化，正是国际主义的意义所在。”

近日来，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发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7月20日表示，应向可能负担不起疫苗的人提供公平获取疫苗的渠道，世卫已制定了分配框架，正在进行最终定稿。“如果在疫苗应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这点上无法形成共识，疫苗就可能被有钱人独占。”加拿大、西班牙、新西兰、韩国等八国领导人7月15日在《华盛顿邮报》联名发表文章，主张按照透明、公平和科学合理的原则分发疫苗，“居住的国度和地区，不应该成为决定人们是否应该活着的因素。”

美国媒体援引公共卫生专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的话表示，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世卫组织那样的机构，来协调全球疫苗的分配。

黄严忠认为，目前国际社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还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各国同意让世卫组织分配，或至少由它确定一项方案：例如，首先研发出疫苗的国家，把所生产的疫苗拿出一部分，比如10%捐赠给世卫，由它负责向贫穷或者发展中国家配送。第二，美国已经不信任世卫组织，并且正式宣布明年将退出。

吁“抱团”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徐建青说，新冠疫情是全球公共卫生史上面临的空前挑战，也影响了传统上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为主的疫苗分配模式。过去，世卫组织一般负责协调资源，将贫困人群纳入保护范围，但现在它在战疫中的作用愈发多样、愈发重要。

“现在的情况是，需要站在全球疾控的高度，思考疫苗接种问题。”徐建青说，“我认为最佳方案，是由世卫和各国主要的相关官员共同协调，根据各地疫情严重程度逐步展开接种计划。”

徐建青说，美国不同寻常的“退群”，在疫苗问题上跟其他国家步调不一，主要还是基于对自己科技和资源的自信，觉得自我保护能力强于别国，“脱钩”无所谓。但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不利于全球携手抗疫，也会伤及自身。

徐建青说，一方面，全球需要形成共识，维护世卫的权威性，使其在公共卫生防疫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各国政治家、科学家对本国防疫的认识，让他们具备一定的自主权，思考和布局对本国最有效的防疫模式。举个例子，美国的疫苗价格昂贵，即便有偿提供，发展中国家可能购买不起。再比如，在疫苗的研发形式和技术手段上，各国存在差异，有些国家人民未必习惯或敢于使用某种技术的疫苗。这些都是分配中需要具体考虑的细节。

至于哪类人群应当优先接种，各国的观点各异。徐建青表示，他个人认为，从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角度，商务旅行人士、从事长途运输人士、在交通枢纽工作的人，应当是优先接种对象。养殖场、畜牧业从业者，考虑到他们与病毒的自然宿主、中间宿主接触可能性较大，也是优先人群。此外还包括流动性大的中心城市的特定人群。

晋继勇认为，按照世卫组织提议建立的框架，一线医护人员、易感人群等是“优先照顾对象”，有待各国达成共识。“应当防止一些最贫困地区成为疫情暴发点，因为每个国家都是安全链上的一环。就算某国人民出现了免疫力，在其他国家尚未摆脱疫情之际，这种免疫力也是不可能持久的。”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单纯依靠市场逻辑，弊端不言而喻。而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GAVI)传统上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立捐助标准的做法恐怕也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此，新的分配规则亟待建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捐赠计划和世卫组织等联合国机构的统一全球采购、分配机制，将是最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