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侵袭的身体可以计数，受疫情冲击的心灵难以计数。

不久前，联合国发出提醒：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的心理健康危机”。世卫组织心理健康与药物使用部主任德沃拉·克斯特尔说，围绕这场疫情的隔离、恐惧、不确定性和经济动荡都会导致心理困扰，“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和福祉受到这场危机的严重影响，急需引起重视。”

在不断变动的情境下，我们该如何自处，越过“焦虑”这座山？

上观新闻：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能以更便捷的手段获取各类疫情资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很大助力。但与此同时，信息带来的焦虑、不安也在滋生蔓延，世卫组织将其定义为“信息疫情”。

孙玮：信息和病毒毕竟不是一回事，病毒对人类的危害毋庸置疑，但信息却不一定，而当信息开始与疫情形成关联时，我们不禁要问：信息是如何制造疫情的？

“信息疫情”作为一个概念浮现，至少说明，其一，信息的重要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史无前例地突出。信息处置成为全球应对重大公共事件至关重要的议题。其二，信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一方面信息具有无可替代的巨大价值，是正确决策的极端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信息也展现出惊人的破坏性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信息疫情”的说法产生共鸣。其三，当前处置信息的方式遭遇挑战，人类社会现有的信息系统失灵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而普遍了。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信息焦虑”有哪些明显的表现？

孙玮：人们感觉到，已经不可能用常规方式去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信息问题，但又不知道应该用何种方式处置信息，这种焦虑不仅仅限于信息的多或少、真或假的问题。

事实上，在旧办法逐渐失效，新模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在遇到疫情这样突发的涉及人群切身利益与生命安全的重大公共事件时，信息焦虑是必然会出现的。

上观新闻：这种信息焦虑，是否和移动传播时代有关，和新媒体的崛起有关？

孙玮：信息量的缺乏与超载、信息内容真假莫辨、普遍性的心理焦虑等，都和新媒体的应用普及有直接关联。

新媒体传播区别于大众传播时代，一方面体现为社会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去专业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媒介与人、社会的关系转变了，被极大地刷新和拓展了。如果我们从个体而不是大众媒介机构的视角出发，就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新媒体并不是在大众媒介的原有范式中加强了信息传递的功能，而是完全颠覆了旧范式，改变了信息与人的关系。

比如，当前大众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与手机有关。智能手机并不是电视的进阶版，它是移动传播时代另一种类型的媒介，甚至不能再用传统的媒介概念加以理解。大众媒介时代专业媒介机构垄断信息系统、定义真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上观新闻：如何在纷繁的信息中寻求真相，也成为人们焦虑的来源之一。

孙玮：真相的问题，在大众传播时代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消息来源相对单一，真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唯一性。但在当前信息来源丰富庞杂、信息流动广而快速的形势下，如何选择、甄别信息来源，怎样征用各种来源的信息拼贴出真相，是每一个生活于当下的个体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所谓真相，不再有一个恒定的答案，而是时时处在流动中，越来越呈现为过程性、复数性。大众媒介也渐渐地失去了垄断真相的权威性。

上观新闻：为了防控“信息疫情”下的“心理感染”，全社会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孙玮：不同的主体自当有不同的方法，切忌以大众传播时代的大众媒介的专业化规则作一刀切的论断。

在社会层面，需要建立多个信息生产和传播的系统，并且在多系统交织运作的情况下，确保在信息内容的鉴别、信息方式的多元化等方面，建立新的制度、规则、运作机制。

专业性机构媒体，一方面要以专业能力提高信息质量，另一方面，又要打破专业性壁垒，打通与自媒体、个体信息圈的流通渠道，力争成为大众定义真相、感知舆论、实施行动的重要参照系。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处置信息的能力，或可称之为“信息素养”，恐怕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要。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素养，强调的是鉴别真假、警惕媒介的操纵性，以及如何充分合理地使用大众媒介。信息时代，更突出以个人为主体的整合配置信息并有效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能力。这并非说鉴别信息真假的问题及能力已不再重要，而是强调这种能力必须在一个个体处置信息的整体框架中，呈现为处置信息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