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地方，机关工作任务多、节奏快，机关人员工作兢兢业业。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线部门，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下，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好与干差，当然就高下立判了。

一年一年，就这样像大风后落下的尘土，渐渐堆积成了每个中央机关厚重的岩层。

是否所有看起来“管得太宽”的案件，都是相关部门、特别是基层自治组织不应当做的呢？我看还需要具体分析。

他们的业务切磋，也成为中国当代翻译水平不断提升的佐证。

上海的机关单位普遍8点30分或9点上班，区或街镇则更早些。习惯早到的机关人员会利用朝九之前的“铂金时间”办理公文、梳理当天安排或做些上班准备工作等……

当各级不必要的重复劳动、不太必要的具体工作在减少，给下级真正减轻工作负担之后，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在减小，生活时间更为充裕，也就有更多时间关注健康了。

这些身份意识并不仅仅是一种官本位，更体现为一种特权意识：在“临时工”面前，既觉得高人一等，更觉得可以有超越规则规矩的一面。如果自己的“权威”受到“临时工”的挑战，那肯定是不能被容忍的。

大多数地方不规范设置的初衷，当然并不是自身的“官本位”思想，而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

通过政治学习提高了觉悟是一方面，另外也是由于整个社会越来越开放发达，过去官员用权力和级别能得到的，如今在市场上拿钱大都能买得到，也就没什么炫耀的意思了。

近两年，随着公务员社保缴纳开始与社会并轨，公务员跳槽的制度障碍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流动性也明显有所加大。但是对于经济形势一直低迷的地区，公务员仍然是年轻人本地择业的最佳选择。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在公务员本身，把经济搞上去，让社会上有更多高薪的职位才是正道。

跟我们机关里的老人聊天，说那时候有种说法，叫“出差脱贫，出国致富”，可见出差的确是件美事。

许多时候，办案人员将群众的举报当成了“不良影响”，由此进行定性并将之作为处理的“事实”。这么一下，他们认定的“事实”是“不良影响”，而不是处分对象真正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