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一直是“乡土”的，关于乡土的一般理解，是关于乡村的、土地的、家园的那些事儿。但我把我自己的乡土，理解成一个立体的内容：在时间上，它是一块土地上的古今；在空间上，它包括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城乡。我的乡土也是我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我不是什么“劳模”。我的优点是能很快安静下来，进入写作状态，全神贯注，心系一处。酝酿和构思时间长，写起来就快。我是靠体验与经验更多些。写作是一生的事。

现在很少有人去做工人文学，实在是很少有人有心相，真正走到城市底层里去。在上海，到外滩南京路白相，到大世界白相，肯定比工厂好白相。 工厂其实也有好白相的地方。因为工厂有那时候城市里最有身份的主人——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曾经是这个城市最大众、最普遍、最基本，也是最有腔调、最有范儿的生活形态。那真的是与时代有关。

不只把时代当背景，而把时代当历史演变过程中陶冶人、检验人、塑造人所无法脱离的，如同风、水、气，日、月、粮般的生活元素那样去对待，这样的作品，成就就可能大到具有“历史意义”，可称得上史诗之作了。

而我只能成为我这种类型的作家，我确实很关心政治，可我确实又有很饱满的文人气质（这个东西也是不能勉强的），我对文字对语言对故事对人生的喜怒哀乐对上天入地的幻想……乃至对眼泪对歌声对树叶对花朵的——那般敏感，那般爱恋，那般痴迷，这些也都是无法更易的！

我个人对于那些个说法，都保持距离。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种种，那都是相当表面的概念，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文学就是文学。当然，回过头来说，伤痕文学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主要还是社会政治上的贡献。

【徐芳访谈】以今天的眼光，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知青文学，只是那个拨乱反正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交织更多的是政治，是一代人命运转折的最浅表层的方面。无论从历史的政治还是人的命运这样两个层面，都远远未及深入；那些作品只是和读者同步的，并没有比读者高出多少；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却远未能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切的思考。我们尚未出现如雨果写1793年法国大革命震撼人心的《九三年》那样的作品。

摘要：当代诗歌要么走入极致的通俗化道路，在直接或间接提倡口水诗、梨花体、羊羔体等过程中，呈现“非诗化”的状态；要么走入极端的晦涩状态，在故弄玄虚中天马行空，在胡言乱语中不知所云，呈现出诗歌创作与阅读的隔膜；甚至走向游戏化的误区，比如提倡用诗歌创作软件进行诗歌写作，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思考的。

能在反腐方面有所作为，应了一句老话：打铁还得自身硬。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治理根本上讲靠法制，但做人做官的道德自律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四书五经”讲电视机原理，《弟子规》是电视机的应用手册。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电视机原理的，但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应用手册，如果我们要看电视的话。

我不赞成对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简单肯定和赞美，特别是虚构出来的关于民国文化和上海三十年代文化的美丽“神话”。我并无意于简单地彻底否定什么，只是想提醒，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全面的眼光和胸襟，去对待文化，去看取历史。 让“过去”回到过去，意味着让我们知识写作的历史叙事尽可能体现历史丰满的真实，而不是被单向度记录的过去。 我们必须摆脱自己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摆脱零和博弈，摆脱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斗争模式，必须学会倾听对方，在对方的言说中丰富完善自己的思想。不要固执地坚持“派”，而是要认“理”。

诗人在哪里都是特殊的，诗人兴会有种特别的气氛，索因卡先生如此感叹着：“有一些对话只有在诗人之间才能进行。”他也同意一切艺术，一切让我们产生激情的东西的本质皆是诗的说法。他朗诵李白、杜甫等的诗章，且认为中国是个当之无愧的诗歌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