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复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汪曾祺是非常现代的。他喜欢中国文化中的爱、仁慈、宽厚、博大和对美的欣赏。他爱一切的美。正如黄裳先生所说“曾祺的一切，都是诗”。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时间，长长短短，加起来，在他一生中是最长的。他在上海多处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一幅幅生动的剪影。他写下了爱情诗：“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呵。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

钱钟书杨绛夫妇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他们都是杰出的学者、作家，彼此并不只是各自著作的“第一读者”和创作的“外脑助手”，更是各自生命的支撑体系。

非虚构创作不是形象工程，不是集体创作，不是企业订制，不是机构委托，不是文学规划，不是应景任务，它是由个体进行的个性创作，展示的是个人的视角与观点。仅以“有没有虚构”来区分，过于简单化了。非虚构与真实，是两个范畴的定义。

如果没有这个窑洞，可能就没有我……

用副刊编辑们的行话来说，这是个悬念性题目，有难度，又有发挥的空间，能吸引眼球，又可彰显才华，且角度绝佳，让人无法猜破，在会心一笑中点赞。

列夫·托尔斯泰曾将电影视为＂对文学艺术之古老方法最直接的打击＂，恰恰这种＂打击＂后来不断地落在他的身上，而且好几部改编本被奉为电影经典。弗吉尼亚·伍尔芙还撒气到电影观众身上，骂他们是用眼睛舔舐银幕的＂野人＂。或许当时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但他们鄙薄电影的等级观念是不可取的。中国的现当代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中开拓出广袤的精神原野。凡此都是电影、电视等艺术生长的沃土和IP资源。

一些古典名著也曾改编成电影，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西厢记》等。其中《西游记》被改编的频率最高，但无厘头也最多，把这部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折腾得面目全非。中国的戏曲电影一支独秀，数量充足，但基本上是舞台纪录片，缺少电影意义上的再创作。与国外相比，中国电影对古典名著的改编可以说不成比例。西方电影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虽不能说一网打尽，但也所剩无几了。

今天，我们处在多元时代，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翱翔，发展到今天，真是红火得很，应该说已经颠覆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和预期，这奇迹是儿童文学作家和全社会共同创造的。但浮躁和功利化也来了。诱惑那么多，写好作品有那么容易吗？

如果要抓取作家陈丹燕的“关键词”，除了“中国作家第一背包客”、“非虚构”之类，“上海写作”、“外滩”、“城市书写”等皆为标志。她曾参与上海城市规划编制的讨论，也曾多次做过关于上海城市变迁的讲座。她认为，“上海是个有规划的城市，在规划编制中展示了更大的雄心。”

武康大楼作为物理空间，它本身无法述说百年沧桑，只有住在里面的人，可以就一个“地标”述说“在地人”的故事。这些与武康大楼连在一起的个人生命史，是上海如何艰难步入现代化的集体记忆，它们是对“大历史”的丰富和补充。 　　

徐芳访谈| 过分商业化压缩了中国电影的多元空间，卖座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即便战绩辉煌如吴天明这样的老导演也很难获得拍片的机会，这一境遇与剧中的主人公老唢呐匠焦三爷高度一致，因此我认为吴天明的影片创作与影片故事本身构成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