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会客厅|李良荣访谈（下）：不是自己思考的东西，我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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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作者：高渊 2016-02-14 00:21

摘要：我有个非常深的体会，这些考进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怀抱着理想，要对得起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么优秀的学生，在新闻学院学了四年，如果不能给他们应有的知识、思维方法、理想追求，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我在复旦读了5年本科，但上课的时间加起来没有一年，连基础课都没上完

高渊：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你的经历吧。你是宁波人，几岁到上海来的？

李良荣：我生在宁波乡下，父亲一直在上海工作，所以户口在上海。但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只有我父亲单独一个人在上海，全家都待在农村，这样可以节约生活费。后来是上初二时，才到上海来读书的。

高渊：大学为何报考新闻系？

李良荣：我上的中学是市南中学，对面就是市八女中。这个中学不算特别好，但我的成绩很好。我高一就是团干部，后来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这个职务是学生能当的最高的“官”，因为团委书记就由老师来当了。当时所有的黑板报、墙报都归我管。这种搞宣传的经历，让我觉得考新闻蛮对胃口的，这是当时考新闻系的初衷。

高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复旦新闻系，报考难度比现在如何？

李良荣：那要难多了。当时，全国有三个大学有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但真正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只有复旦。因为人民大学主要招调干生，暨南大学主要招华侨。我们这一届，复旦新闻系一共招了30人，其中上海14人，其他八个省每省招2名，当时的考试难度可想而知。

我上中学时，文章写得飞快，而且经常拿奖。我自己就信心满满，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太难考了，当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高渊：在复旦上学期间学到的东西多吗？

李良荣：当年大学本科是5年，我在复旦真正上课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年半。我是1963年9月进复旦的，12月就到罗店公社搞“四清”运动，到第二年6月。然后从1964年9月开始，读了比较完整的两学期书，1965年7月份到龙华镇又去搞“四清”。这回搞了一年，回来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所以，你说我在学校里待了多久？连基础课都没上完。当然，搞运动能让我更多地了解基层社会，但学业真的很受影响，在大学里课堂里基本上没学到东西。

李良荣在吉安。

当年我想，我就在吉安奋斗到40岁，如果不成就专心培养儿子了

高渊：1968年大学毕业，你就去江西吉安了。当时去什么地方工作，个人有选择权吗？

李良荣：那时候是分配的，而且没有具体单位，都分到农场，这叫“扫地出门”。我报到是那年12月份，农场是鄱阳湖边围垦出来的，在那儿劳动了一年。

我们干的活跟农民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当地血吸虫病很严重。当时，那个农场还有来自北大和清华的一批老师和学生，他们更辛苦。我们干活的地方已经围垦比较成熟了，他们就像开荒一样，因此很多师生都得了血吸虫病。

高渊：劳动一年以后，就要重新再分配了？

李良荣：对，我被分到吉安地委宣传部，其实也不是分，是借调到那里。因为当时全省要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会，他们在档案里看到我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觉得一定会写，就让我去写东西。

去了以后，大概是两件事情让宣传部比较满意。一次是要赶写一篇稿子，光材料就有一万多字，但别人写出来领导很不满意，叫我去写。我下乡采访了两天，回来就交稿，领导都感觉我的文字功底很好，写东西快。还有一次，是当地军管会主任要写发言稿，他是高中毕业生，算比较有文化的，希望写出思想，写出文采。秘书班子三个人写了三稿，那位主任都很不满意，还发了脾气，说怎么这样一篇东西也写不出来。

旁边一个人就说，要不让复旦新闻系来的那个小伙子试一试？我用了3个小时写完，大概2000多字，主要赞颂一下当前的形势，对革命前途写一些憧憬。那时候我写东西有一点技巧，既要有所谓的理论色彩，有些话也要讲得俏皮一点。主任一看就很满意，一字不改发出去，第二天《江西日报》就登了。然后他就发话说，这个小伙子好，叫他留在宣传部吧。

李良荣在吉安。

高渊：过了几年，你就成了吉安著名的“一支笔”？

李良荣：那时当地人都知道，第一支笔就是我。我在地委宣传部一待就是十年，主要做两件事，一是为省报《江西日报》和中央报纸写稿，二是为当地领导当秘书。

当时经常要下乡，一去就是三四个月，我当过好几个大队工作组的组长或副组长。当组长的唯一工作，就是向上面要救济粮。原因很简单，征粮过度。每年都是过度征收，农民没有办法，只能先交国家，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向上面要救济。工作组组长如果拿不到救济粮，没人把你当回事。但如果能给他们拿几千斤救济粮回来，帮他们度过春荒，叫他们做什么都可以。

高渊：当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就在吉安待一辈子了？

李良荣：那时确实很苦恼，不知道我这一生会不会就这么漂着。当时就跟自己说，我奋斗到40岁，如果奋斗不成，就以全部精力培养儿子。没想到，在我33岁的时候，恢复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了，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

我选择留校当老师是一种无奈，一个有家庭的人，没地方睡觉怎么活下去

高渊：1979年考研，你最难过的一关是什么？

李良荣：最要命的是要考英语，我大学和中学都学俄语，英语连ABCD都不认识，一点基础也没有。那时我在吉安一个大队里当工作组组长，晚上在煤油灯下学英语，早上起来鼻孔都是黑的。早晨6点起床，到田头巡视一番，那时我对农业已经很懂行了，去吆喝指导一下，7点又回来读英语，读到8点半吃饭，然后给工作组其他同志布置任务，接下来就看复习资料，就这样复习了8个月。

高渊：像你这样完全靠书本复习，效果怎么样，有没有成为“哑巴英语”？

李良荣：我英语考了56分，那年要求起点分是55分，我只高了1分。“哑巴英语”是肯定的，我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

后来在复旦第一次上英文课，班里30多个人，感觉其他人英文都很好，我就坐在最后一排。老师是张增健教授，他要求每人念一段课文，其他人都读得很溜，轮到我时，我说我不会读，我全靠自学的。他说自学能够考进来不容易，你应该会读。我说，那我读的时候你不能笑话我，他说肯定不会。等我读完，全班同学都笑倒了。张老师很幽默地说，李良荣同志，我在复旦教了十几年英文了，但我不知道你读的是哪一国语言。

李良荣在毛泽东故居前留影。

高渊：研究生毕业为何选择留校任教，有没有想过当记者？

李良荣：其实啊，我选择留校是有某种无奈的。我很适合当记者，因为写东西快，我相信如果当记者的话，应该更顺风顺水，毕竟当教授要备课的，当记者拿起笔来就写。而且留校当老师，我还有两个弱项，一是普通话不准，影响上课效果；二是外语太差，看外文书有困难，不利于科研，也很难和国外同行交流。别小看这两点，这对大学教师来说是很大的短板。

但关键问题是，我到几家媒体问了一下，都没有房子给我住，而我留在复旦的话，可以有宿舍住。当时，我家里房子太小，根本挤不下，平均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只有两三平方米。

高渊：理想归理想，最终还是要面对现实。

李良荣：我也知道，当时媒体的待遇要比大学好得多了，但关键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宿舍。一个有家庭的人想问题要比小年轻实际得多，没有睡觉的地方我怎么活下去？

高渊：但后来当了老师，你多次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是否觉得当老师还是蛮适合你的？

李良荣：我热爱我的学生，这是出于我的一种本性，我从来不做作。我后来觉得教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有个非常深的体会，这些考进复旦新闻学院的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怀抱着理想，要对得起他们的理想和追求。这么优秀的学生，在新闻学院学了四年，如果不能给他们应有的知识、思维方法、理想追求，就太对不起他们了。

高渊：学生们为什么喜欢听你的课？

李良荣：他们觉得我讲课充满了激情。我上课总是考虑得比较成熟，总是把自己最新的思考跟学生交流，从来不会去迎合某些东西，但我也不会出格，不会把话讲得极端。上课一定有我的思想，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自己思考的东西，我一般不会讲。

高渊：你后来有好几本著作填补了中国新闻教材的空白，影响了几代中国媒体人吧？

李良荣：我这一生写的东西里面，一本书一本教材，还算比较成功的。一本是《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这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1985年出版的，整整过去30年了。现在拿出来看，我一点也不汗颜，很扎实。当年投入了我全部精力，整整准备了两年半。

第二本就是《新闻学概论》，当时的教材我都不满意，觉得对学生用处不大。我的导师王中说，他1956年曾想写一本新闻学大纲，但完不成了，觉得我可以写完。我在1985年完成了第一本《新闻学概论》之后，先后写过三本概论，最近一版是2002年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又改了5版。这本教材已经印了40次，50万册，将近90%的高校新闻专业都用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