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这个词，徐凯（化名）是3年多前才从电视和报纸上听来的。那一年，离他们村子不算远的海子街镇“出事”，5位苗寨里的堂兄弟流浪进了毕节城，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窒息而死。

此事毕节人尽皆知。从那时起，村里有了变化，许多原本双双外出打工的父母，回来了一位：一般的分工是父亲在沿海省份打工，母亲就在不远的毕节城里谋一份生计，方便管教孩子。可是，毕节的留守儿童，还是隔三差五被曝出事……

两个月前，徐凯家也出事了，她的10岁侄儿在家门前河边玩耍时被意外电击身亡。侄儿父母都在福建打工，又是一起“留守儿童”事件，上了新闻。

数位在外打工返乡的毕节人，跟记者提过关于家乡的“名声”——寒暄中对方问老家哪儿？答贵州毕节。对方不知具体方位，更不知是历史上相传擒住孟获的地方，却都知道：就是留守儿童老出事的地方。

你说为什么老是毕节？人们问。

记者3年多前去过，以“特稿”《钻进垃圾箱的童年》，聚焦“由来已久、普遍存在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这次又去，想在父母们陆续回家的春节前夕，再仔细看看这些留守孩子的现状——毕节开发区的工厂已建好，尚未投产，具体工资和租房的细账还待算一算比一比，父母们正考虑哪里就业最划算；城区的流浪儿童已有了密集的巡逻队员，回到村里的孩子依旧“出事”；基础性扶贫工作稳步推进，村里通公路盖新房，而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依然普遍而值得重视……

任重道远，却必须一起想法子解决。

10元一周，自己生活

因为10岁侄子的死讯，徐凯的弟弟和弟妹从福建打工的地方回来过。

那是一场意外，徐家人的讲法，都是命，哪怕父母在家也提防不住。邻村人在河里电鱼，徐家侄儿在河边玩耍，帮忙捡鱼，设备漏电，触电身亡，判刑，赔钱，钱不够，电鱼的农民外出打工继续赔钱。孩子骨灰盒还在火葬场放着，父母就又去了福建，因为工钱还没结清，估计要年底才能回来。

被人们贴上“留守”标签的家庭，究竟什么样？40岁出头的徐凯弟弟，生了7个孩子，去世的是最小的儿子，上头有6个姐姐。因为小儿子出了事，同在福建打工的19岁大姐被召回村里，负责看管一群妹妹。记者去看时，家里没开灯，大的看电视、玩手机，小的几个围在矮桌子上做作业，似乎让人安心的样子。

可这之前，父母大姐二姐都不在家，5个未成年孩子怎么生活？

自己生活。

父母把生活费汇款给婶婶，三姐每周去找婶婶领，一星期共50元，平均一人一周生活费10元。

10元怎么过？账本是这样的：周一到周五上学，早餐一人发1元，能在校门口小摊上买两个小包子；中饭几乎不用钱，当地农村小学有补贴的营养午餐； 晚饭，姐弟们一起洗锅烧水做饭，山上割点菜、挖点土豆，买点豆腐、西红柿，烧火用院子里的煤渣，把东西煮熟，囫囵吃点。周末一般就做一顿，剩菜剩饭管一天。已经去世的小儿子，因为更得宠，胆子也更大，常会去婶婶处多讨几元零花钱，买零食吃。当地自来水不收钱，电费是爹妈出门打工前预存了几个月的。

如果有孩子处理不了的事，村里有婶婶、奶奶和徐凯这位姑妈。可除了触电这件大事，这几年也没见孩子主动找过大人。

徐凯管得最多的，不过是姐弟们吵架打架，闹得不可开交时，送一两个到奶奶家住上两天。奶奶管孩子吗？几乎不管，徐家3个兄弟都在外打工，每年各给老人一千元生活费，老太太自顾不暇。

让徐凯欣慰的是，几个姐妹里有个小孩特别懂事，拖地、烧饭、割菜，一刻不闲着。倒是父母传授了生活基本技能的老三，总在看电视、玩手机。

自己生活，“应该”是没问题的。徐凯的哥哥嫂子也外出打工，前些年家里3个小姐弟也靠自己生活，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出门打工。

至于学习怎样？没人管得上了。在学校碰上点啥麻烦，或者青春期的烦恼？更没人管得上了。能否考上职校或高中？这是家里有钱才能考虑的事情。这村里平均10位孩子中，仅1人能在初中毕业后继续读书，绝大多数打工去了。

徐凯所在的村子，还是毕节一个不算贫困、不算偏远的普通村子，村口新修了四车道的马路，车程二十分钟能到毕节城。可已是腊月的村庄里，很少能看到三四十岁的人——大多数父母们还没回家。

据村妇们不完全统计，两百户人的村子，一半以上的孩子曾经或者正在“自己生活”。

但要说毕节与3年多前记者探访时没有变化，却也不对。

偏远苗寨三年变

政策是好的。

因为留守儿童事件频发，毕节乃至贵州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关爱、救助、保护留守儿童的政策，当地曾开展过针对留守儿童的“拉网式”排查，要求“不漏一户、不少一人、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做到政府尽责、社会尽力，彻底发现、排除存在悲剧隐患的死角”。

至少，流浪儿童问题比从前好了很多。

4年前，垃圾箱闷死孩子的前一年，徐凯曾在毕节城里疯找了儿子18天。她每天都看到——凌晨时候，某大酒店的大台阶上，每一寸地方都睡着孩子，天气冷了，就从垃圾箱里翻出破烂烧了，大街上生一堆火取暖；大台阶没地方睡了，孩子们就睡路边停靠的大卡车车厢，把篷布和废旧报纸扯了，当被子；车厢没得睡了，就找桥洞和大水泥圆筒，工地上一条大水泥筒就像大通铺，孩子们个个紧挨着，从这一头睡到那一头。

以上这些地方，她都用手电筒从孩子堆里翻着找过了，没找着儿子。后来，儿子和村里的小伙伴被一群混混打了，受伤送进医院才有了音讯。那一年，她儿子14岁。

如今，徐凯当年寻子看到过的情形，几乎没有了。记者数日夜里12时去毕节人民公园东面的桥洞里看，空无一人。这桥洞曾是一个流浪儿童据点，桥对面停车场和公厕的管理员能作证，当年这个据点的孩子们脸皮厚，生活能力强，敢从夜市的烤串摊上死皮赖脸讨吃的。如今孩子们不见了，在毕节城中心区域，很多巡逻队员的任务之一，便是发现并救助流浪儿童，把他们送回家。上个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留守办”制定并发放了元旦和春节期间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方案，想利用父母集中返乡的机会，组建宣传工作队伍和招募志愿者进村入户、利用赶集时间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资料，并积极开展留守儿童父母劝返工作。

偏远的擦枪岩苗寨也有了大变化。3年多前垃圾箱里生火而死的5位堂兄弟，所来自的那个苗寨，已由政府出钱刷了白墙、整了新瓦，把通往海子街镇的盘山土路修成了水泥路，沿街墙上画了苗族风格的彩画，村里坡上原来满是猪粪和烂泥巴的小道也都铺了石子和水泥。山道偶遇能讲普通话的村中少年，也说“新农村建设”，条件好了。

最让人惊喜的是，在村中心位置新建了大广场，一旁便是新建的幼儿园，四层楼房，橙色外墙，院子里有滑滑梯和跷跷板。在毕节的一些村子，已经试行“在敬老院附近建幼儿园”，形成老少共管互管；记者找到了当年采访过的一位毕节农村小学的校长，他说如今农村学校多了一件任务，是开展老师的心理教育培训，专为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毕节的交通条件在大幅改善。3年多前记者从贵阳到毕节，两百多公里路，大巴车在老路上开了8个小时；如今通了高速公路，3小时直达贵阳，往四川、云南也有高速可走。毕节机场也有了，两个半小时直飞上海。成都到贵阳的高铁正在建设，会经过毕节并设站。

而村里父母们更关心的，是从盘山路出去，在海子街镇南边，正在建设的毕节经济开发区。就是这3年，那里建了工业大道，建了好些工厂，有制药厂还有汽车厂——已经开始招工，未来更多工厂投产，可能本地人还不够用，要到毕节外头招工去呢。

也有打听过情况的人丧气，说普通工人工资就一千多元，虽说也有两三千元的工种，可大多需要点技术，村民们干不来。盘算下来，还是不如去沿海城市打工。

可采访中，好些有孩子的家庭已经动了心思——等毕节开发区工厂投产，先让妻子回家找活干，离家稍微近点，每周或每月能回家照顾小孩；如果工资多，就夫妻俩都回来。

春节将至，苗寨里，已有父母回来，看样子都赚回了钱，女人们带着孩子做饭，男人们垒灶杀猪盖房子。他们说，等过完年，先去山外的毕节开发区看看。

所谓的“管住了”之后

大力扶贫并增加本地就业，让留守儿童的父母们回来，并增加农村幼儿园和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孩子们“不出事”，问题就解决了吗？

擦枪岩村干沟组的苗寨里，记者见到了陶家的父亲们，3年多前闷死在垃圾箱里的5位孩子，都是陶姓的堂兄弟。让人意外的悲剧是，3年里，陶家的5位父亲中，老三和老五都已过世，老三卧床死于疾病，老五应是死于酒精中毒，某夜喝到凌晨4时，6时过世，留下的孩子，现在给了兄弟或堂兄弟带着。

父亲们都在后悔。孩子们闷死垃圾箱后，他们郁郁寡欢，在村里多次提起“不该出去打工”，没管住孩子。但不出去打工，又生活不下去。于是又断断续续出去，最后又回来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重体力活干不动，又没技术，加工厂也不要他们，赚不来钱了。

老二和老四不愿多说话，记者找了陶家老大。

几乎还是3年多前记者看到的场景，他家房子在坡上，越往上爬，追打嬉闹的孩子越多，都是十岁左右年纪，爬树抓鸡打狗。进了陶老大家，家里堂屋梁上吊一根电线，接一盏低瓦数的节能灯；一个烧煤渣的灶台，正蒸木桶饭，有孩子几乎趴在蒸汽上写作业；一电视，两橱柜，三条凳，墙上挂着十来幅相框，多是苗族盛装的女子和婴幼儿。照片中的婴儿都长大了，分不清谁是谁，只数了数，放在陶老大家里养的，还有7个孩子，都是陶姓的，最大读初一，最小读一年级，孩子们见来了戴眼镜的生人，高兴得很，进进出出、有事没事地绕着记者看。

陶老大说“管住了”——至少眼前这7个孩子，已不敢跟3年多前那5个堂兄弟学，不敢跑到苗寨外头去。而学习咋样？有位初一的女孩还可以，其他的，说不上好坏。未来咋办？让他们读完初中吗？孩子们以后出去打工吗？陶老大笑笑，喃喃讲土话，又看了看电视，正播农业频道，他又喃喃说了“政策”，却又说不出什么来。

徐凯如今反省起自家的管教方式——打骂，越打越跑，根本管不住，刚看到还在厕所刷牙，一转头儿子就跑了，一混又是十天半个月。

她带着记者在村里逛，村外河边，正是10岁侄子被电击身亡的地方。遇见仨男孩，带头的初中生模样，正抽烟，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跟着，往村外走。徐凯咬唇嘀咕着骂，这孩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钱，还学会抽烟了。

在“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比“自己生活”更糟糕的，是只有简单粗暴打骂、缺乏正常感情沟通的家庭教育。

最让人操心的，是半大孩子们——十岁以下的孩子还不敢乱跑，十七八岁的青少年已懂得打工赚钱，最头疼的就是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年纪，贪玩不读书，年纪太小又没法打工。有学者称这一群体为“二无一未”：无学上、无工打、未成年，而在一些地区，这一群体的犯罪案件占全部案件的40%以上。

又一次，徐凯儿子和村中小伙伴偷溜出去混，又是十天半月找不到人，直到城里的派出所打来电话，要求来领人——他们偷五金城里的废铜烂铁去卖，被抓了正罚跪。

徐凯想，罚跪好！就该治治你们！

从派出所领回来这群混孩子，十个里有八个，父母外出打工；如果父母在家，免不了一顿打，第二天就逃出去了。

直到这群孩子十七八岁外出打工前，以上的情形周而复始，几乎成了当地留守男孩成长的必由之路。

这和3年多前闷死在垃圾箱里的孩子，悲剧性地相似——最大的12岁陶中井，带着相差一两岁的堂弟们出去混。他们偷东西被抓，警车送到村口，跳窗跑了；再次偷东西被抓，被偶尔在家的父亲们捆在牛棚里一顿暴打，第二天又跑了……

被忽视的孤独和忧郁

孩子们自己究竟怎么想？记者近年在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多次尝试和留守儿童聊天，在很多情况下，记者用尽浑身解数逗乐闲扯，依然很难打开他们的心扉。

在去毕节的同时，记者通过熟人关系找到一位15岁初中女生张丽雯（化名），河南省淮阳县的普通学生，父母5年前外出打工，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境在村里并不差。

虽是熟人介绍，可她连家庭情况都“不想提”，勉强说了“父母和两个哥哥在北京，每年过年回来”，却又是半真半假。实际上，她的父母已离婚，二哥跟着爸爸去了山东。

朋友评价张丽雯：“人很好，但是爱哭。”在她哥哥看来，她不爱跟父母、爷爷奶奶交流，显得敏感而孤独。她在自拍照上写下这样的文字：“我有时候不爱说话，不想搭理任何人，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哭，我前桌说我有抑郁症，呵呵……”她喜欢深夜在网上聊天，说自己睡不着，她的QQ  签名写着：“在我最难过的无助的时候，谁还会对我说，你还有我。”

才初二，她心里已有了主张：“不返校了。”接下来，她不想去母亲所在的北京，先在家玩，明年要去苏州打工，等到17岁，再去学技术。她觉得，上学没意思，就是浪费时间……

“留守”5年间，不知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张丽雯选了一条自己的路；而全国各地，又有多少“张丽雯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迷茫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去年调查毕节田坎乡四位“留守”兄妹服毒自杀事件后，也认为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突出：“有研究反映50%以上的留守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冷漠、内向、孤独，不愿意与别人交流。超过10%的留守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在14到16岁留守儿童这种忧郁情绪也会转化为自杀的倾向。”

而回家的父母们，真的意识到这些吗？记者曾亲眼见，打工一年刚回来的母亲把孩子学校发的寒假作业往角落一塞，拉着孩子串门打麻将去了；而父亲，则更多是甩手掌柜，所谓“管教”多是斥责打骂，比如徐凯的丈夫，又比如擦枪岩苗寨的陶家父亲们。

记者相信，许多“不出事”的农村留守儿童，只是把那些孤独忧郁，在心里藏过了少年、青年，之后带进了工厂、学校和社会。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许多地方在大力扶贫、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水平、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等措施上已达成共识，政府部门与学校、社会正多管齐下、稳步推进。

而寂寞成长着的那些小心灵呢？或许这应是新阶段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中，不容忽视的关键点所在。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