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解放军陆军航空兵部队18日在东南沿海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对于这场演习,无论美国媒体还是台湾媒体,都理解为敲打“台独”。国台办在答复有关此次军演的记者提问时,也重申“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人留意到,此次军演划定的演习区域,和53年前的崇武以东海战(台湾称为“乌丘海战”)的战场范围大致重叠。但53年过去,海峡两岸已经时移世易。
台湾当局“反攻”声浪高
在台湾军事史的记录中,“乌丘海战”是“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后续。这说出了一部分事实,正是在1958年炮击金门前后,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准备。
根据目前面世的台湾档案,蒋介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在构思所谓“反攻”计划。由前日军卸任军官组成的“白团”,在1953年递交了一份名叫“光计划”的“反攻”策划案,提出在五年内扩军60个师,添购1650架战机,建造29.8万吨战舰,在1958年实施第一波“反攻”登陆。在1957年成型的“中兴计划”则假定,如果发动“反攻”,台湾“陆海空三军应以2倍动员扩军为作业基准,并暂定反攻第一阶段作战时间为1年”。
时间推移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当局自觉军力大增,蒋介石认为时机日渐成熟,着手成立“国光计划室”,更积极地推动“反攻复国”。据档案披露,“国光计划室”共制订了26项“反攻大陆”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向蒋介石报告研究案共计97次,其中有81次是在1962年至1965年进行的,可见当时他对“反攻”的关注之深。
在“国光计划”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的袭扰强度开始增加。根据台湾当局指令,为给军事登陆做准备,台湾国民党军开展所谓“政治登陆”和“心战”。1962年起,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利用小型机帆船运载炸药和军火,在澳门、广东制造一连串爆炸事件。同年9月,台湾报纸反复报道,当局已在广西和广东发动所谓“敌后游击作战”,1963年,台湾媒体更是吹嘘称,“已在大陆的35个行省区域,建立了‘游击’基地”。每逢秋季鱼汛期和端午中秋等民间节日,国民党军的特遣支队舰艇便进入闽南、闽北、东山、南澳等渔场,驱赶、围堵大陆渔船,诱捕大陆渔民,并进行策反和搜集情报的活动。
1965年,国民党军的袭扰升级为对大陆及近海岛屿进行的“突击作战”,意在通过组织小股部队的两栖突击登陆作战,“提高民心士气,获取情报资料,歼灭一部分有生力量,测验部队两栖作战训练程度,获取两栖登陆作战经验,截断对方海上交通,破坏对方重要军事设施,夺取对方物资”。为此,1965年春,国民党军组建了两栖行动突击大队,1月至3月,国民党军连续7次将94艘机械化登陆艇运抵金门,使这一地区的登陆艇数目增至110艘左右。
1965年7月14日,蒋介石指示海军总部,研究“如何诱敌海军决战”,并指示参谋总长黎玉玺,海军应对大陆沿岸进行侦巡。海军总部则遵照指示,制订了“海啸一号”计划,即运送陆军进行沿岸地面侦察任务,并由空军协力支援,经由预定位于福建沿海的登陆作战地区至潮汕沿海侦巡,以测试解放军的反应。为此还成立了所谓南巡支队。
一时间,福建东部海域风急浪高。
周恩来的指令开火前传到
对于国民党军的海上袭扰,当时在东南沿海的解放军部队保持了高度的戒备,自1965年初,东海舰队专门组织2个舰艇战术群和航空兵战术群,成立前线指挥部,制订了作战预案,准备截击国民党军的特遣支队。台湾方面的档案则显示,至1965年,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已集结数十万部队。可惜的是,海军作战部队虽多次进入作战待机位置,却由于对方航线远离海岸,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
1965年11月12日,国民党海军护航炮舰“永昌”号从台湾左营开到澎湖马公,支援在此海域巡弋的猎潜舰“永泰”号。其中的“永昌”舰(1965年初台湾方面改名“临淮”号)1944年下水,满载排水量945吨,装有2门76毫米炮,2门40毫米炮,6门20毫米炮;“永泰”号(1965年初改名“山海”号),1942年下水,满载排水量903吨,装有2门76毫米炮,3门40毫米炮,6门20毫米炮。两艘战舰虽然服役时间长,但都是美制军舰,对比当时的解放军海军,火力和吨位几乎都强了一个数量级。
13日13时20分,两舰由马公启航,编队驶往福建沿海国民党军盘踞的乌丘屿。这一动向迅即被解放军的雷达网测知。13日14时10分,东海舰队通报:“永泰”舰由澎湖要到乌丘屿来。20分钟以后,福州军区通报:“永昌”舰和“永泰”舰一起由澎湖启航,“永昌”舰可能先到金门。根据敌情通报,东海舰队决定将作战海区选择在乌丘屿正南8海里附近海域,以驻泊平潭岛的快艇第31大队K-183型远航鱼雷艇(木质)6艘、100吨级护卫艇2艘和在泉州的75吨级护卫艇4艘组成突击编队,由海坛水警区副司令员魏垣武任编队指挥员。
为了保障作战部队侧翼安全,东海舰队又派出4艘护卫艇在崇武东南15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3艘护卫艇在永安西洋以东海域佯动,牵制驻东引岛的国民党海军舰艇。2小时后,情报证实,“永昌”“永泰”两舰将一起来乌丘屿,东海舰队于是调整部署,把打单舰的调整为打双舰。为集中优势兵力,东海舰队还调动了当时距战区140海里、驻泊霞浦的护卫艇第29大队。
21时05分,参战的第29大队与第31大队会合。在锚地,魏垣武决定把参战兵力编为3个战术突击群,第31大队第573、第579号和第29大队第576、第577号共4艘100吨级护卫艇组成第一战术突击群,主攻“永泰”号;第29大队第588、第589号2艘125吨级护卫艇组成第二战术突击群,牵制“永昌”号;6艘鱼雷艇组成第三战术突击群,以鱼雷攻击扩大战果。
21时25分突击编队预先展开,22时10分到达出击点东月屿待机。
22时08分,总参谋部批准了东海舰队打击国民党军舰的作战方案。8分钟后,编队出击。此时,正在周恩类总理正在总参谋部,传到编队的指示是:“同意打。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抓住战机,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打着自己,天亮前要撤出战斗,要发挥英勇作战的精神。”
夜战1小时半“小艇打大舰”
13 日23时14分,在距离突击编队105链(1链相当于20米)处,2艘敌舰现身:“永泰”号在前,“永昌”号在后,间隔7—8链,航速12节,正向乌丘屿航行。魏垣武指令,编队从敌两舰中间插入,第一突击群4艇从右舷攻击“永泰”号,第二突击群2艇从左舷牵制“永昌”号。不过,23时33分解放军突击群开火后,实际形成的是6艇先攻击“永泰”号,尔后攻击“永昌”号的态势。事后据国民党军俘虏称,在解放军的第一次攻击中,“永昌”舰舱面人员已伤亡20余人。
同时,在开火后约2分钟内,指挥艇(573号)和预备指挥艇(576号)先后中弹。在573号艇驾驶台上的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当场牺牲,魏垣武以下7人负伤。
开火5分钟后,魏垣武命令各护卫艇队停止射击,召唤鱼雷艇攻击。隶属鱼雷艇突击群第二组的131、152号两艇受命先行接近“永昌”号,遭遇敌舰猛烈火力拦截。两艘鱼雷艇于是率先向“永昌”号发起攻击。但两艘艇发射鱼雷均未命中。
此时,“永泰”号已受重创,脱离战斗逃往乌丘,“永昌”号则继续南逃。
为了不使敌舰逃脱,鱼雷艇突击群以第一、三两组124、126、132、145号四艇向“永昌”号接近,从敌舰两舷实施强攻。海面上,鱼雷穿梭往返,五进五出。战后,俘虏们对这一幕仍然胆战心惊。“永昌”舰一个枪炮兵称,当他看到鱼雷艇反复实施攻击时,就知道逃脱不了,急忙穿好救生衣,躺在甲板上,等着下沉。14日0时31分,第三组145号发射2枚鱼雷,“永昌”号舰尾命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永昌”舰舰长陈德奎、副长陈本维均负重伤。据后来的报道,陈德奎是这样向台湾报告海战情况的:“在我军舰周围1000码之内,都是共军快艇。”
就在鱼雷艇攻击敌舰时,第二突击群588、589号两护卫艇的雷达发现一个较大的目标,处于微速航行状态。这正是已经丧失机动能力的“永昌”号。于是突击群指挥员命令起航。在距目标不到1海里时,前导艇588打一组曳光弹,刚好从敌舰上空穿过,借助光亮,艇上指战员看到,敌舰上悬挂着的正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确认是敌舰后,0时42分,588、589两艇4座双联装37毫米炮和4座双联装25毫米炮同时开火。从距离5链打到距敌100米,第一个航次打完,又右转弯打第二个航次,密集的火力打向“永昌”舰的水线位置。20分钟内,两艇发射各种炮弹4500多发,命中率高达80%。588号艇在攻击中还使用了固定在前甲板锚机前面的75毫米无座力炮,在100米距离内发射两发炮弹,一发击中敌舰尾水线,一发炸倒敌舰副桅杆。
14日1时06分,“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整场海战,从解放军艇队开火至“永昌”号沉没,历时1小时33分。
逆转台海制海权平衡
整场海战中,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2艘,消耗鱼雷6枚,各种炮弹7165发、枪弹250发。以不大的代价换来了“小艇打大舰”的战例,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天平也在逐步逆转。
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临福建前线,看望凯旋的参战部队,并参加福州军民祝捷大会。陈毅告诉大家,崇武以东海战当夜,周恩来和贺龙始终留守总参指挥位置。直至14日凌晨,在亲自签发新闻战报后,周总理才离去。1966年2月3日,参战的588号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的荣誉称号。
而在国民党方面,则是无穷无尽的问责和处分。海战中整个国民党舰艇编队被俘9人,“永昌”号舰长陈德奎以下14人被美国驱逐舰救起外,其余80余人全数丧生。国民党军方一度打算将责任归咎于陈德奎,但在海军副总司令宋长志、前司令刘广凯与蒋经国的力保之下,陈德奎才免于牢狱之灾。但逃回乌丘的“永泰”号舰长朱普华,南巡支队长麦炳坤就没那么走运,海战后两人都被以“敌前脱逃”罪名遭受军法处分。不过,拉不下面子的国民党当局对外仍宣称“乌丘海战”中,“击沉敌舰艇四艘,重创一艘”。
对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来说,“乌丘海战”更大的震荡波还在后面。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吹冷风,要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本岛,而且还压住了国民党军从日本购买登陆舰的要求。1965年中,国民党海军先在“八六海战”中折损两舰,3个月后,美制军舰又被解放军的百吨级小艇击沉,可谓颜面丧尽。更让台湾军方感到震惶的,是他们发现,解放军的备战水平超出预期,而且雷达侦测网已覆盖台湾,军舰驶出驶入,都在监控之下。这样一来,台湾海峡制海权在不在手都成问题,退守防卫台澎金马尤感吃力,还有什么资本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反攻大陆”?
此后,毫无悬念地,“国光计划”逐渐被束之高阁。“国光计划室”(后改名“作战计划室”)也在反复缩编之后,1972年7月20日正式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