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句老话：“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似牛毛。”这些胡同中，有一条，13世纪元大都营造之初，就已标注在图纸上。70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名角儿在此登台，谢幕。仅仅近几十年，这里就接纳过荣毅仁、徐向前，走出过傅作义、章士钊，也聚集过北京人艺众多艺术家。有人甚至说，它吞吐了“半个中国”。

它就是史家胡同，位于北京东城，隶属朝阳门街道，总长不过756米。　

往事如水长逝。在这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两侧院落中，上演过怎样的人间故事，如今竟很少有人说得清。“有时候家里来客人，询问四合院的历史，年轻一些的住户往往以讹传讹。”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　

历史文化不仅仅是胡同、四合院等空间上的存在，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他们背后的喜怒哀乐。为找寻失落的胡同文化，这些年，北京人王兰顺敲开史家胡同一扇扇大门，访问众多居民，写成《史家胡同》，并于日前出版。这是首部融汇口述历史、档案资料和现场调查的胡同专著。

熟视无睹的宝贝　　

2017年12月2日，北京东城区24号院史家胡同博物馆资料图。

在几百年漫长的岁月里，史家胡同在北京古都的政治、历史、文化、军事、建筑、教育、外交、医学、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纪录，可谓是中国近现代文明史的一个缩影。　　

——王兰顺

今年54岁的王兰顺关注胡同历史，始于20年前一次遭遇。那年，他还是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一名宣传干部。他说：“当时没有觉得胡同有多稀罕，胡同文化有多宝贵。”　　

那会儿建国门附近在拆胡同，也就是现在北京市政协、全国妇联所在地块。破房子即将拆除，而新楼还没开建。老居民走了，进城务工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临时占据了这片画满“拆”字的胡同。　　

王兰顺说：“有一次我从那儿过，发现有人扛着大摄像机拍胡同，非常大，我还是搞宣传的，都没有见到过这种摄像机。他们挨家挨户敲门，问这儿的历史。因为住着的都是外地人，扛摄像机的人什么也问不出来。”王兰顺是街道干部，自然要过问，一问才知，对方是一家台湾电视台。　　

电视台记者告诉王兰顺：他们喜欢胡同，以前在这儿拍过，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胡同变得破破烂烂，想问问居民为什么，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胡同的历史。　　

与此同时，史家胡同西南口的旧房也岌岌可危。1998年，史家胡同51号的主人章含之写下这样一段话：“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西口南边大约二百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来二百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　　

北京城胡同数量的减少在主管部门日后的文件里一览无余。《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情况汇报》显示，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到2003年只剩1571条，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减少。　　

王兰顺意识到，几十年来熟视无睹的胡同价值连城。如果无法阻止它们消失，起码应当在它们尚在的时候，走访它们，并记录它们，起码让后人在文字中还能看到它们，找到一些回忆的依托，让曾经拥有的过去不至于完全流逝。　　

让人夜不能寐的紧迫感　　

2018年1月6日，北京，史家胡同著名的文保四合院。

我们的大院里，住着各色人等。尤其是老一辈人，表面波澜不惊，却身世如乱云，人生似飘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　　

——肖复兴

为了给回忆找到依托，进入21世纪，以口述历史记录北京的人多了起来。

作家肖复兴游走于南城密如蛛网的胡同，自称成了“胡同串子”。他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街长大，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离开。前些年，偶然路过前门，到附近转了转，也到打磨厂看看。让他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院子、老店铺已经拆光，曾经的打磨厂街消失了近一半。当时，他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来一些，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点儿紧了。”　　

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几乎天天往南城一带的大小胡同里跑，“看着满墙贴着的拆迁文告，听着满耳推土机轰隆隆的响声，做着笔和拆迁速度赛跑的事情，力不胜任，却自以为是”。

起初，肖复兴有个野心：把北京城南大部分胡同写出来。“等我写了两年多后，站在城南的地图前一看，我写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写到。我才发现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显得那么势单力薄。”　

好在，还有其他同道在各自路径上向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定宜庄多年来专注口述历史，以普通北京人之口，呈现北京这个城市。与王兰顺、肖复兴一样，定宜庄感到紧迫。　　

让她夜不能寐的，除了胡同的消失，还有“老北京人”的消失。她说，说“消失”也许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外来人口急剧增长，老北京人早已湮没在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的众人之内。“尤其是随着京城大规模的改造拆迁，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数已经搬离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于城外诸多新建的小区之中。以北京‘人’为载体的京城文化，也随着他们而消失湮没于无形之中。”定宜庄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为了获取足够数量的口述样本，她不得不放宽对“北京人”的定义。起初的严苛标准“民国之初（1911年前后）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不得不改为“1949年前后”，也就是说，凡是1949年前后进入并居住于北京的人，都被纳入访谈对象中。　

她说：“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　　

外国人记录的，咱们自己倒没有　　

胡同里的历史档案应该赶快建立起来。老人们一代一代的都会过世，有好多东西没留住。现在看到有许多历史价值很高的东西都是外国人记录的，咱们自己倒没有记录。　　

——史家胡同一位居民

一头扎进史家胡同的王兰顺，此时已从街道办事处调入北京市档案馆。他一边在档案中钩沉索隐，一边在胡同里访问居民。在王兰顺看来，探索胡同故事如破案般刺激，而档案往往是侦破的起点。　　

他说：“我在北京档案馆旧档里，偶然发现1915年京师警察厅一则详报。内容是史家胡同丹麦公使馆内传出枪声。”档案记载，当天，巡警在胡同听到一声枪响，询问使馆护院人，答称在院内巡视时发现房上似有人影，随即施放一枪，以为震慑。档案写明公使馆位于史家胡同路北，门牌22号，“院落12处，计房一百余间”。

民国时期的丹麦公使馆如今何在？王兰顺来了兴趣。照着档案提供的线索，王兰顺找到了22号（1965年，北京调整了门牌编号规则，旧22号对应现45号）。可当他站到门前时，便傻眼了：院落如此逼仄，哪里容得下档案里说的“一百余间”屋子？　　

王兰顺把目光移向22号旁的20号（现41号）。这里现在是一座敞亮的花园酒店。开阔的院子中央支着洋伞，一旁黑板上写着咖啡和西餐的售价。白色的墙壁在夕照下宁静而安详，大玻璃门窗透着时尚和洋气，完全不同于胡同灰色、古朴的基调。这里会是当年的丹麦公使馆吗？站在庭院里环视，王兰顺不由得遐想100年前这里的模样。　　

20号（现41号）院原有格局已无迹可寻，但从遗存的第三进和第四进院落建筑规制判断，过去这里肯定是一座中轴线清晰的大宅院。据曾经负责院落改造的人说，院落东侧过去有花园、池塘，这符合史料对丹麦公使馆的描述。不过，这些证据和推测都失之间接。　　

最终确定丹麦公使馆的位置，一位外国人功不可没——来自丹麦的“北漂”Lars Ulrik Thom（Thom给自己取了个奇特的中文名：吴三桂）。吴三桂1997年刚到北京，便迷上了“长长的灰灰的胡同”。当时，他在南锣鼓巷开了小店，专营北京风貌明信片。　

对北京文化有着共同爱好，吴三桂和王兰顺在史家胡同找到交集。吴三桂答应王兰顺，圣诞节假期回丹麦后，寻找民国初年驻华公使阿列斐公爵（1872—1946）的后人。　

最后他居然找到了。拿着来自丹麦的资料佐证，王兰顺终于笃定：“就是那个位置，就是酒店的位置，不会错。”　

就这样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走，他听到了周总理拜访人艺宿舍的往事、索家大院由显赫到败落的历程，更多的，则是老北京平民生活的点点滴滴。日复一日，宅门后的院落不再是空洞的舞台，那里曾经上演的人间悲喜剧逐渐清晰。　

记录不是终极目的，他要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他不断走上讲台、坐进电台直播室、面对电视台摄像机，讲述史家胡同的故事。　　

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我出生以前，我家就在北平住了许多年。自打爸当上直隶布政使，我家就搬进一所大宅院，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套院，多少间住房，我只记得独自溜出院子的小孩儿经常迷路。　　

——凌叔华

一个“桑拿天”的早晨，天空雾气蒙蒙，行人稀疏，只有蝉不知疲倦地鸣叫。王兰顺在公交车上大汗淋漓，他正赶去东城区图书馆，做一场史家胡同口述史讲座。　　

“这么热，我都不看好这个讲座。到了东城区图书馆，一推门，好家伙，整个满了。听众里还有外国人。”王兰顺记得，讲座刚结束，一位外国人就来找他。他来自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计划在北京投资文化保护项目，想请王兰顺给些建议。“何不修个院子呢？”王兰顺自然而然想到了史家胡同一座残破的小院。　　

当天下午，他就领着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代表来到史家胡同24号，一座被鉴定为危房的小院。推开简陋的院门，基金会方面有些失落：“这个院子缺少正经四合院的感觉，大门不是传统四合院应有的广亮门、金柱门或者如意门，进去以后也没有影壁、垂花门。”　　

王兰顺一时语塞。回去后他又仔细看档案，有了新发现。房主名叫凌叔华，长期居住在英国，还是画家、作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要投资，正好这个人长期居住在英国。这个事儿不是巧合吗？”他说。　　

凌叔华曾与林徽因、冰心并称北京“三大才女”。丈夫同样有名，就是曾与鲁迅论战的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与此同时，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找到另一条线索：凌叔华、陈西滢的外孙就在北京，是一位搞现代艺术的年轻人，名叫秦思源。　　

与秦思源的初次见面，王兰顺记得挺清楚：“那天在院门口等着，远处过来一个个头不高的人，往这边走，越看越像外国人。走到跟前一看，就是外国人，脸完全是外国人。结果他一张嘴，我一听，却是个京片子，说的都是北京话，一点杂音都没有。”　　

秦思源的母亲是凌叔华、陈西滢之女陈小滢，父亲是一位英国汉学家。虽然生长于英国，但他继承了母系家族纯正的北京腔。他眼前这座院子，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姥姥（凌叔华）、姥爷（陈西滢）的家，那时大得“说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套院，多少间住房”，经常让儿时的凌叔华迷路。　

1949年后，大观园似的凌家大院分割分配给普通北京市民居住，并一度作为史家胡同幼儿园。当秦思源踏进院子时，它早已人去楼空，荒草萋萋，被送报员用作分发、配送报纸的站点。　　

王兰顺告诉秦思源，这座院落修缮完工后，将成为史家胡同博物馆，并将开辟凌叔华、陈西滢纪念展。秦思源有些难以置信，他说：“那真是太有面子了。”　　

之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与英国王储慈善基金会、秦思源数次磨合，史家胡同24号改造为博物馆的协议最终签订。如今，史家胡同博物馆已经建成。修旧如旧的院落陈列着这条胡同百年历史，凌叔华、陈西滢这对才子佳人的风华在旧居重现。

展示之外，博物馆的多功能厅成为老街坊碰面聊天的公共空间。这是他们渴望的公共空间——多少年来，曾经敞亮的四合院大多变成十几户共居的大杂院，能占用的地盘都堆上杂物、盖起小屋，不宽的胡同也停满汽车。院子里、门廊下、道路边，早年的公共空间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史家胡同博物馆在接着做口述史，这项工作已经常态化。下一步，街道所辖的礼士胡同、内务部街、演乐胡同等要一条胡同一条胡同记录下去。　　

一个好消息　　

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了。　　

——章含之

当这一切发生时，51号院的主人章含之已经去世多年。她没有看见，对门拆除房屋留下的空地上已建起洋楼，名为国赫宫。据说，这座傲然挺立的“法式宫廷建筑”将为高端人士提供“殿堂级社交平台”。　　

冬季下午4点多，日头已滑向西山，居民从博物馆散去。史家胡同西南口，国赫宫外墙的深蓝色玻璃把夕阳反射得耀眼夺目。它脚下，51号院的大红门已和最后一抹阳光吻别。　　

有一个好消息，不久前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保护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老城内不再拆除胡同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