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钟测试是国际上公认的一种快速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方法。”剪爱公益负责人汤彬给记者展示手臂上的“迷失钟表”纹身贴。

这个月，德高申通联合剪爱公益在在地铁徐家汇站举办“迷失钟表展”，展示了5个来自“混沌时空”的毫无章法的手绘时钟。

汤彬手上纹的就是其中一个，这是一位重症患者，她犹豫不决无法落笔，最后画的时针歪斜、数字错乱。在被歪曲的时间缝隙中，可以看到一个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眼中的世界——他们的时间逻辑不再有序，晨昏与年月不再清晰，家人面容逐渐模糊，记忆渐渐迷失在时间里。

“从开始发现认知障碍，到真正确诊，其间大概有5年甚至20年不等的时间。临床前期阶段表现没那么明显，也很隐蔽，但恰恰这个期间是可以干预的。”汤彬说。

从2013年开始，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在沪发起“记忆的守望者”项目，组建了一支由医师、社工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和健康管理师等跨学科的专业志愿服务团队，扎根社区，先后深入全市200多个社区为55岁以上的社区长者开展脑健康科普、风险筛查与评估等志愿服务，可谓十年磨一剑。

 从一招鲜到轻症干预

汤彬与认知症的结缘，缘于外婆。

“外婆得病后，最明显的症状是变得恐惧和不停地想做事。当时家里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看了一档介绍阿尔茨海默病的节目，患者通常会出现十多种症状，我外婆好几个都对得上，原来她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病。”

汤彬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外婆，后来问了大舅才知道，外婆这些反应与早年经历相关。“抗战时期，几个抗日战士躲在她家，被敌人发现后当场杀害，血淋淋的场景一直留在老人记忆中。至于不停地干活，则是因为早年抢收农作物所留下的创伤。”

外婆1999年去世。十几年过去，汤彬发现，养老院的护理水平依然没有提高。也许是因为这个遗憾，汤彬一头扎进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中。2013年4月，汤彬在普陀区注册了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主要致力于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认知症的预防与照护支持。

“剪爱”最初教老人们剪纸，风靡200多个社区，可谓“一招鲜吃遍天”。在一次志愿交流活动中，周克纯老师为“剪爱”把脉，帮他们梳理出认知症三级预防体系。他们开始沉下心来，从剪纸活动升维到认知症专业服务。

最初三年，“剪爱”锁定了最难的群体，即确诊后的家庭。“我们在全市找5000个确诊老人，就可以领一套防走失设备。但是这个项目烂尾了，很多人根本拿不出诊断报告。有人觉得不解，老人症状都这么明显了，还去医院测什么，最后还有三分之一的设备没有发出去。”

他们开始意识到，患病老人需要专业照护机构的支持和照护，公益组织能够提供的照护条件有限。随后，“剪爱”开始调整方向，瞄向轻度认知障碍这个群体。

与阿尔茨海默病赛跑

汤彬在纸上画出几个重要的节点。40岁开始，就可能出现“主观认知下降”症状，即“SCD”阶段，到了60岁，是轻度认知障碍的高发期，即“MCI”阶段，再往后就是确诊，从早期、中期、直到晚期。临床上阿尔茨海默从轻度到重度进展平均需要6-7年，而从轻度认知障碍“MCI”平均每年15%的人会发展为认知症。

 “并非所有的认知症都不可逆，通过多因素生活方式的专业干预，轻度认知障碍可以缓解，甚至能逆转。我们就是要把握轻度认知障碍这一防治的黄金窗口期，及时诊断干预，可极大延缓疾病进展。” 汤彬说。

剪爱活动现场

这在国际上有先例可循。一种是芬兰模式。2009年芬兰做了早期干预的模型，实验组有4000多人，他们从认知训练、饮食、运动、情绪调节，以及慢病日常管理这5个维度进行干预，结果发现，75%以上的人病情逆转。一种是日本模式，日本从2011年做的另一个大样本研究，从认知运动这个单维度进行干预管理，效果也很好，确诊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中46%三年内都没有发展为认知症。

 “‘剪爱’走的是芬兰模式。”汤彬觉得，尽管日本模式比大样本研究的综合成本要低得多，但借鉴性不强，权衡之下，他们选择了综合干预模式。

2017年，“剪爱”把试点放到长寿社区，做了一个认知症干预的三年管理计划，第一小组选了12位轻度认知障碍者，从五个维度进行干预：项目为期12周，共24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4点，2天全天候课程，5天在家里锻炼，帮助他们全方位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项目一推出，就不少居民来咨询“这个病能预防吗，真的能逆转吗”。有人看到“剪爱”的宣传后，跑过来告诉汤彬，“这个项目真好，但是来晚了，我老公昨晚刚刚确诊，要是早点就好了”。

在与认知症相关的12大风险因素中，酗酒抽烟是可改变风险因素之一，需要进行干预管理。第一组里有三位“老烟枪”，知道抽烟风险大，60多岁的老男人宣称要集体戒烟。谁烟瘾犯了，就被其他人拉着去做运动，三个人相互监督，相互鼓劲，看谁变化最大，谁能坚持到底。后来三人都戒了烟，恢复得很好。

剪爱公益活动现场

还有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曾是一位医生，老先生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老太太没有请保姆，而是自己来照顾先生，5年之后，她也有了轻度认障。她来“剪爱”的时候，把先生也拖过来。大家活动时，老先生默默地坐在一边。有一天，有人抛给老先生一个握力器，发现他手上的劲比在场所有人的都大，老先生打乒乓球的动作也很敏捷。“他过去就是运动健将呀，打球没人打得过他，做俯卧撑，也没有人做过他。”老太太发现，以前他就是呆坐在那里，不说话，现在感觉整个人都激活了，和大家一起打球、包饺子。老先生的变化，让太太觉得很欣慰，她自己的状态也在一天天好起来，来“剪爱”参加活动更有积极性了。

 “我们是亲眼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老人千万不能关在家里，‘剪爱’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和理由，从家里走出来，去结识更多人，去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汤彬说。

走出家门，养成良好运动习惯。

而这注定是一条艰难的路。每一步都是从0到1的跨越，全是难啃的骨头，但是效果也在一点点出来。几年的积累，汤彬已颇有心得，“做预防干预，不要贴标签，不能把他们抽离出普通人群，而是让他们融入社区。”

这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变化。一开始，项目组叫“干预中心”，后来叫“激活中心”，现在则是“健康生活方式中心”。

2019年第一组试验结束，除了一位老人效果不明显，所有的人都通过了测试，回到正常值，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结果。第二小组做完，四位老人兴奋得跑过来跟汤彬说，“我们的安眠药扔掉了，都吃了二三十年了”。

9月初，“剪爱”在环球港发起一场复刻的“忘不了餐厅”公益活动，呼吁关爱认知症家庭，餐厅服务生都是由这些老人担任。媒体记者还采访了小组成员。采访结束后，老冯跑过来跟汤彬笑着说，“今天我可是加了半个小时的班了”。“你听明白了吗，老冯这是在开玩笑，我听了特别高兴，他都听得懂。”汤彬说。

2020年，因为疫情，大家还在犹豫年夜饭到底搞不搞。最后集体决定要庆祝一下。那一晚，大家带着儿孙一起来庆祝，每个人都带一盘菜、或一瓶酒，80平方米的屋子挤了七八十个人，一屋子欢声笑语。

统计显示，近七成的认知症人士未能及时筛查发现疾病的悄然发生、没有经过医院专业的诊断、没有得到科学的治疗与护理，最终让病情发展到难以控制。一位轻度认知障碍老人在日记里吐露：“我感觉我的树叶快掉光了，风雨带走了他们，树枝再也抓不住他们。”

 “看了这段话，难免会伤感，但是如果预防干预得好，他们的病情是可以控制的。”汤彬希望有更多的干预小组能够进入社区，“我们就是赶在黄金窗口时期留住他们的记忆，跑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