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作为原告的康菲（化名）缺席了3年来她期盼已久的一场网络名誉权诉讼案庭审。

“是我主动放弃的，如果看到诽谤我们家人的网络施暴者的说辞，我会出现应激反应。”康菲解释。

2020年8月初，一则骇人听闻的社会恶性事情被热议：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山砀镇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件，造成2名老人死亡、1名儿童重伤，后凶手又杀死一名当地驻村干部。作案后，凶手曾春亮畏罪潜逃一周多才落网。康菲正是这对被杀害的老夫妻的小女儿，受重伤的是她二姐康亭（化名）的儿子远远。

但这并非这个家庭悲剧的收尾，父母被害后，这些原本无辜的受害人遭到了一波波网络谣言的重伤。

时隔3年，由这起杀人案引发的网络侵权案开庭。对康菲来说，就像是往涟漪不断的湖面里又投入了一块巨石。康菲开始像父母刚离开时那样，经常失眠。而和3年前不同的是，她知道这些应激状态很快就会过去。

最初的泥淖：非理性自责、拒绝承认现实

今年4月初联系康菲时，我想和她聊聊“如何治愈自我”。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早春樱花的照片。她是最早给我点赞的人。

我对康菲的印象，停留于3年前那通撕心裂肺的采访电话，“我父母都没了，这个世界上，我只有我自己了……”后来，她也偶尔会在凌晨给我留言，“睡了吗？我睡不着。”很难想象，是何种情境，她选择了对我这位仅是介入过这个案件报道的人倾诉。

我翻看了她的朋友圈，发现了她在今年初结婚的消息。她毫不遮掩地在镜头里笑。

以下是康菲和姐姐康亭3年来，对于“治愈”经历的讲述——

康菲：父母离开以后，我一直还在给他们发微信，就像是他们还在。有次我梦到妈妈在院子里，别人都看不到她，只有我看得到。她指着身边的衣服说：“这些不是我的衣服，这些是孩子的衣服。”

我从梦里一直哭到醒来，我给她的微信留言：“妈妈，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活下去！”

他们以我最不能接受的方式离开。父母被害后的几天里，我都坐在父母的棺木中间，我爸爸躺在左边，我妈妈躺在右边，我甚至在想为什么躺在里头的人不是我？这是我在父母离开的那几周里，唯一的想法。

“怎么办？”这应该是至亲离开以后，我们都会问自己的问题。实际我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是强大的无力感阻挡了我们理性的通道。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直到父母离开，我也没成立自己的家庭，对父母的依赖也最多。到初中毕业，我都和父母睡同一个房间。大学放假回家，父亲会来高铁站接我。可以说父母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但现在，我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有一次回家扫墓，深夜我出去上厕所，发现我住的3楼灯亮着。那天我哥哥嫂嫂一早就睡觉了，我姐姐早些时候就确认关灯了。我忽然想起妈妈生前的一个习惯：她住的2楼灯的控制开关能连通3楼的灯。她知道我怕黑，每次我在家上厕所时，都会帮我在2楼开灯。那天，我就在想，是不是妈妈知道我回家了，在帮我开灯？

和离世的父母在微信上聊天的习惯维持了大概小半年。2020年底，我姐姐忽然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爸爸的手机一直是你嫂子拿着的。”嫂子和我素来不是很亲近。我一下子感到很私密很伤痛的事情被另外一个人围观了，就不再往父母的微信里发东西了。

母亲逝世以后，康菲还是会给母亲的微信留言。  受访者供图

或许也正是这个转折，让我开始把注意力更加往真实的生活靠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家人都陷入自责——我姐姐自责没有把父母接到深圳过暑假；我哥自责在第一次凶手潜入家中并且家里人报警后，为什么就放松了警惕；而我总在做一切不可能的假设：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叮嘱爸爸妈妈要关好家里的门？我如果把他们带出去旅游了，也不会发生这一切。我甚至会联想到自己这些年对父母没有尽责，很没参与感，自己很糟糕，是个“烂人”。

康菲的话，让我想起这对姐妹给外界留下的截然不同的印象。姐姐温和平静，妹妹倔强、情绪强烈。

2020年12月21日冬至日，是曾春亮故意杀人案开庭的日子。开庭前一天，康菲联系了几家之前报道过这一案件的媒体去庭审现场。那天晚上，康菲语速快到飘忽，吃饭时她点了多到一桌人吃不完的菜，直到姐姐康亭喊住了她。

大家看到的，总是康菲在网络上愤慨发声。唯独有一次是例外，因为康菲不断遭受网暴，负罪感特别严重。看到妹妹不堪重负的样子，在医院照顾儿子的康亭决定接替她在微博上发声。

康亭：2020年10月，我带着远远在深圳住院，康菲打电话来嚎啕大哭，她把家里人被网暴的截图发给我。听到她的哭声，我感觉焦虑，很想做点什么。但一切，就好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毫无作用。那时候我经常神经性头痛，疯狂掉头发。

或许和妹妹比起来，外人看上去我似乎是更加平和甚至理智的。实际上，情绪这种东西，极致的悲痛未必是能够外化的。而且我还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儿子。我总觉得，冥冥之中他是灾难里唯一的希望，也是父母想要极力保护的人。

人们常说，培养一个孩子要从零开始，而远远刚受伤时，我是从负数开始的。远远开始做康复训练后，很多天才开始说话，而且很多音都发不出来。他不会跳绳了，需要把绳子甩到面前，再过很久再起跳。绳子不断打到脸和头，我只好让远远戴上头盔和口罩。

因为大脑控制系统受损，他现在习惯了用左手做一切事情，即使是右手能完成的，他也不想用了。此外，他的语言和逻辑思维能力也下降了一大截。一句成分复杂的句子，他常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语序。而他之前是语言能力很强的孩子。

有时，他走在路上会不自觉拖着右脚走路。我知道这是那场灾难的后遗症，但我还是毫不留情指出他的问题。

我也想过，远远受伤时，那么惨烈的记忆会不会给他带来阴影。我带他去做了心理咨询，咨询师判断远远是一个心理非常健康的孩子，这件事在他大脑中没有留下特别大的阴影。他不懂人性之恶，他更愿意相信，那个杀人凶手就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

解析凶手的动机，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残酷的事。我记得凶手庭审那天，我们姐妹俩都在原告席上一直低着头，止不住眼泪。对于他，那一刻不是简单的仇恨可以表达的。他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回答着问题，就像一个没有灵魂和良知的牲口。无论是凶手被判了死刑，还是法院受理了我们网络侵权的诉讼，一切都不能成为这场家庭悲剧的终点。

接受、认可“看起来糟糕的自己”

在深圳龙岗近郊这个高层住宅楼里，康菲家的窗景算不上优美：近处是一片低矮的城中村房子，水泥墙面裸露在外，衣物随意晾晒在露天的阳台上。再远一些，是一片山峦，透着岭南地区四季常有的绿意。但康菲却觉得，这样的窗边是最好的地方。起码，她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在努力地为生活奔走。有时，甚至只是别人家飘来的一阵饭菜香气，都能让康菲觉得“在人间”。

康菲家窗外的景色。 杨书源摄

2020年曾春亮杀人案休庭后的下午，康菲告诉我她回家了，这是她在父母遇害以后，她第一次面对这个家。家里灰尘很大，小鸟衔着树枝计划在院子里筑窝。她想起以前父亲驱散这些鸟时总带着惋惜：“要是老房子，就让他们筑窝了。”父亲进家门不爱换鞋，就总爱在门口重重踩踏几脚，碾去灰尘后再进屋，嘴里还嘟囔着：“我的鞋挺干净的……”家里处处都是父亲的影子。

父母离开1个多月后，她回到了深圳。在自己打拼出来的小房子里，她开始感知到“失去生命很重要东西”的疼痛，并习惯接受“矛盾、受创”的自己。

康菲：有一次，我请的阿姨在家里收拾卫生，从冰箱里拿出一袋已经变形的速冻水饺，想要扔掉。我凶巴巴冲上去阻拦，因为这些饺子是我妈妈来深圳时给我包的。在这个家里，除了这袋饺子，她什么都没留下。

直到现在，这袋饺子还在冰箱里。我想既然不舍得扔掉，那也没必要强行和过去告别，就留着吧。

我现在的睡眠生物钟和别人完全不同。一般凌晨一两点睡，到第二天中午才会起床，中途会醒过来很多次。刚开始，我会认为这是我在消耗自己，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

这几年，我床边常年备着耳塞、眼罩、佛珠这几样东西。因为害怕，我不敢拉上窗帘，所以每天要戴着眼罩。害怕光，又怕见不到光，我就像是一个矛盾体，但是我也接受这样的自己。

父母离开以后，康菲常年都会在枕边放上安眠药。 受访者供图

回深圳后，很多关心我的人都劝我不要过度悲伤。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真的感觉很哀伤的话，为什么我要克制感情呢？

直到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情绪一元论”的视频，我能自洽了。短视频里，主持人问小男孩“你认为快乐重要吗？”小男孩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因为“所有的情绪体验都是很重要的”。一元论者认为所有情绪都是等价的，他们把所有情绪当成一种“闪烁”，它正在试图告诉我们，眼下的生活正在经历着什么。但是在二元论的世界里，出于趋利避害，我们天然追求积极而厌恶消极，但这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会逼迫自己在低落的时候强行振奋。

确实，父母的猝然离开，把我心里砸出了一个很大的洞，我就是要允许所有的情绪自然而然发生，不要去克制自己。

我也去做过心理咨询，当时是我公司老板认为我需要帮助，就把她经常找的心理咨询师推荐给我，并让我使用她的咨询次数。

每次见咨询师，我都会在自我表达时哭得无法继续说话。有次咨询师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和父母好好告个别？”我忽然愣了一下，才发现直到那时，我一直不愿意承认，父母已经真的离开我了。

我大哭着对咨询师说：“我办不到，他们还在用另一种形式陪着我……”

在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以后，我不再继续了。一方面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适合我的内心调节方式：很多时候，我需要的也不是“人间清醒”的角色。因为这种心理疏导带来的效果是暂时的，回归到生活以后，内心的困苦依旧难以排解。另一方面，这是我上司的卡，我实在不好意思让她负担我的心理咨询费用。

这两年，我和姐姐开始频繁地相约去做各种事情。原本独立的两个人黏在一起，彼此的痛苦会被冲散一点。我们会互相补充和爸妈相处的日常碎片，比如：爸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和我吵架了，我和姐姐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回忆版本。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笑着开始回忆，以沉默结束。我们都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康菲睡觉时，总是戴着眼罩但同时拉开窗帘，让窗外的灯光透进来。 受访者供图

康亭：我最艰难的时候，不是父母刚离开时，而是一年以后孩子复学了，我一个人在家独处又没恢复工作时。

在情绪问题上，我不太擅长求助别人。我唯一的优点是情绪来了我就接受它。我感觉在这点上，我和父亲其实很像。我爸爸遇到什么大事都是很冷静的。

我记得家里出事那天是一个周六。我是第一个回家的人。看到父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孩子的头血肉模糊，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脚的存在了，不知道我是怎么挪步到我姑姑家里的。但大脑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打120，而不是打110报警。我知道，得先救能活下来的。在送远远去医院的救护车上，我浑身在发抖，但我也来不及哭，我想的是今天是周末，可能没有手术医生。我身边也没有手机，就恳请救护车上的医生赶紧为我联系脑外科医生，请医生务必在院内等待我们去做手术。我想，遇事冷静，这就是父亲在基因深处为我留下的品格。

我和妹妹没有垮掉，也是得益于我父母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我们富有安全感，可以心无旁骛去思念、去行动，在泥淖里也有向上的生命力。

生活里有些光透进来了，不安又期待

康菲在和我分享自己近期生活中那些可喜的变化时，忽然在某些瞬间欲言又止。她立即开始陷入焦虑，不断地追问我：“如果把我现在的生活又写上去，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

当我指出，她或许有些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后，康菲沉吟了片刻，表示认同。

去年，康菲认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一个比自己小6岁的男生。在正式谈婚论嫁前，她才决定把自己这段“受害者”经历和盘托出。她没有直接和他解释，只是拿出了手机，请他看自己曾经的微博。这个微博，是她在父母遇害后的发声渠道。看完后，男友抱着康菲哭了，说了一句话：“你信不信？我是你父母派来的。”

与康菲相反的是，康亭获得新生的方式，恰恰是在父母离开后，决心离开了一段“名存实亡”的婚姻。

姐妹俩都在甩脱曾经，但有一重“鬼影”，总是亦步亦趋——针对这个受害者家庭的网络暴力。其中一位网暴发起人辛平，还是江西抚州公安的公职人员。他从2020年事发后涉嫌煽动网络情绪，并以“摄影师老卡”的微博名传播出康家被凶手盯上事出有因的言论。6月开庭以后，当事人承认了部分在网络有损康家的不当言论，表示可以给予经济赔偿，但不愿公开致歉。他的代理律师认为，双方确实存在冲突，但并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意义上的侮辱、诽谤，不构成侵权。

网络上，诽谤康家人的言论。 受访者供图

康菲：相亲认识我丈夫时，我记得我加上他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一个武汉的，加我一个深圳的干什么？”

我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姓名，我害怕对方会上网搜索我的名字，于是就让中间人告诉那位男生，我叫“菲菲”。

刚开始，我对这位小我6岁的男朋友提出了各种质疑。但是他依旧很执着地做着许多事情。比如他悄悄放弃了原本发展不错的岗位，到深圳总部接受调岗培训。自从他知道我家地址以后，快递就没断过。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电扇，觉得我吃面的时候如果太烫了，可以用得上。到我家就在小推车里装满零食。

以前，我总会间歇性觉得低落，认为自己连父母都保护不好。他也没有刻意纠正我这种想法，只是反复告诉我：“你什么样都好，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

不到半年，我就和我男朋友结婚了。这是一场哭哭笑笑的婚礼，我多想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身边的这个人啊！做花童的远远看出我的心思，他拉了拉我的衣角，劝慰我：“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外婆。”

现在，我把我私生活的这些细节全都说出来，也很担心会成为新一轮造谣我的素材，编造出另一个版本不堪的故事。我的家庭受这样的伤害太多了。

我已经在今年6月开庭前的很长时间里，“戒断”了我的微博。我觉得如果一直更新微博、为自己发声，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能重拾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觉得也是“治愈”的一部分。

和我父母同期遇害的，还有一位乐安本地的驻村干部，这家的女儿也在深圳。后来我们还在深圳会面过一次，我甚至当时揣测这位受害者的妻子有优越感，因为她丈夫是政府工作人员，她拿到了抚恤金，而我家没有。后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好笑：为什么受害者还要分出三六九等？

似乎“完美受害者”的可耻观念，还在作祟。作为这样一个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我们家应该是生活条件不如意的家庭，才配得到关注。

我老家的村庄里，许多人似乎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依旧记得我家出事后，很多镇上的人都在揣测：是不是这家和小偷有宿仇，或者是为富不仁，才被小偷惦记了？我为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感到心寒。

回到我生活的城市深圳，原本相对陌生的社会却更友好。我的一位同事会在知道了我家里的事情后，给我送来一束花，她对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安慰你……”还有一位我身边的姐姐，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提议要来陪着我。还有一次，有人找到我老板，希望她能规劝我放弃起诉辛平，选择庭外和解。我老板当即表态：“这样丧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做。”她们做的这一切，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被托举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每天又在网络上和恶意狭路相逢。“这家死了的父亲是老赖。”“这家的小女儿每天出头，马上就要直播带货了。”……我常会想，在网络上平白污蔑我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他们或许是现实世界里的失败者，却可以在虚拟世界肆意伤害我。

康亭：孩子受伤以后，我和前夫正式离婚了。是家庭变故给了我这份勇气。以前我总会觉得过得体面很重要、孩子的未来必须符合我的期待……渐渐的，我不太注意自己内心在想什么，丈夫对于我也就是凑合着过的生活伙伴。

但是现在，当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亲人后，我常想：为什么我还不为自己活着呢？

我开始感受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人生的上半场已经过去了，下半场我希望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能够让人生变得清晰。接受死亡、接受生命的有限是我人生的分界点，如果不是父母就这样离开，我不可能真的明白。

所以自从父母离开我之后，我最快乐的一天，就是我离婚的那天。我有勇气打碎一些“看上去很不错”的东西，去面对最真实的生活样貌。

同在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康菲收到一个快递，是舅舅从老家养鸡场寄来的一只散养鸡。她娴熟地把鸡从冷链包装里取出，用刀沿着鸡的骨架，切割成3次可以吃的量。

康菲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而立之年后，迅速学会做这些家务。她现在想起来，思念是一种驱动力，她想做一些父母曾经做过的事情，以此获得一种同在感，这是她抚慰自我的方式。

康菲：总有一些细微的证据表明我在缓解。比如父母刚离开时，我的购物欲一下降到了零。结婚时，我爱人送了我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包，价格不便宜，但那一刻我竟然觉得有些“无法承载”。

不过最近一年，我也开始恢复对原本喜欢的东西的关注，比如饮茶，我会托朋友从各原产地帮我带价格不菲的茶叶，也舍得花上千元买茶具。人就是这样，你会因为重大变故搁置你的一些习惯，但你生命里的一些本能和底色是不会变的，该喜欢还是会喜欢。

康菲这几年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杨书源  摄

最近的一个梦，我看到了妈妈，我问她怎么才能随时见到她。妈妈的答案是：“你看到身边谁对你释放善意，那她就是我的化身。”我妈是一位农村的主妇，这其实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但我愿意相信这是她说的。

我们带着他们的基因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此刻的生命，我的意志，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我发现我对生命的追求真的变了。我现在依旧无法适应全天在办公室工作，就居家办公。为了服众，我主动要求老板给我降薪。要是放在以前，好胜心强的我，会失落的。在2022年夏天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我一整晚都没睡着，就觉得生命怎么可以被这样蹂躏和践踏呢？以前我是一个很自我的人。但是现在，我似乎变得悲天悯人了，也会在一些社会新闻中，看到背后一些人的处境。

现在，我对于维护良好社会运行秩序的渴望加深了。比如广场舞扰民、邻居垃圾杂物侵占消防通道等，都会成为我站出来的理由。

康亭：我去年查到过一些相关条款，在孩子受伤1年后可以做伤残鉴定，这样他升学考试中的体育考核或许能免考。作为母亲，我当然焦虑远远在受伤后运动能力上比不过同龄人，不公平的起跑线会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所以刚开始，我是希望远远去做这个伤残鉴定的，但他的第一次伤残鉴定被驳回了。

后来有人说可以帮我们和残联沟通，重新评定他的伤残等级，交换条件是希望我们家能走调解的路径。我立即拒绝了，我觉得孩子的事不能和案子混在一起。我也做好了让孩子参加体育考试的准备。

从一开始，远远就不想去验伤获得残疾证明。我和他解释：“验伤也是为了让你能在更公平的环境下参加中考，并不是为了证明你真的有问题。”

后来即使第二次残疾评定通过了，我也决定不再告诉远远了。我和他都下定决心，就按照正常孩子的要求来。即使他豁免了中考体育考试，他未来求职成家的路上，也不会有豁免权。

康菲：这几年，我的大脑里，总会回忆我妈妈做饭的口味，也总想还原父母生活的一些痕迹。我发现，最容易实现的是煲汤。沿着父母的行动、思考轨迹去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我渐渐能获得一点释怀。

比如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操持家中大小事务确实很辛苦。但同时，守护一家人也是她最大的心愿，很多时候，她也应该是甘之如饴的，守护家庭是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所以，我不必为她的人生选择觉得委屈、遗憾。

有时候，我很想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平行世界。死亡不意味着结束消失，而就是我在深圳他们在老家，我在老家厨房他们在大厅，我在大厅他们在卧室吧。

有时我也在担心，我的个体经历对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人，是否有效。因为我有许多外部的支持资源，比如相对宽容的工作环境、专业的心理咨询资源以及我和姐姐之间互相扶持的默契，这些未必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复制的。我是万千不幸的人当中，又算是幸运的那一个。

我想即使到现在，我也无法说我已经治愈了。只不过是，父母留给我的温暖和品性，成为了我自愈的方式。我想因为父母的离开，我还会经历许多次至暗时刻，但我明白，每一次我都会蹚过去的，这些是必须要来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