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艾草味仍未散去，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蒙着尘埃的匾额。78岁的陈祖卿来到太太的病床前，握住她微颤的双手，与她道别。

长久独自照顾卧病的太太，使陈祖卿变得消瘦。他穿上灰色西装，戴上红色领带，提着黑色的小皮箱，疲惫地走出了威海路650号。

保安们都认识这位老先生，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出诊，总是站在路口，脖子直直地拧向汹涌而过的车流。那一天，车流涌过，陈医生却不见了。他们着急地走上前去，只见他跌倒在马路中央，西装染了灰，银针散落一地。

这是他行医的第50年。两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时间定格在201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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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转折

时钟拨转到上个世纪，28岁的陈祖卿从未想过会成为一名中医。

他的父亲陈承明是上海的一名工人，掌握一些祖传医术，曾经给穷苦人治病，却不以医为名。抗战爆发后，他拒绝与日军合作。为了躲避压力，他携全家老小回到了浙江余姚，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

陈承明（中）

陈祖卿考入上海光明中学后，因好苗优栽的政策，被保送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习西医临床。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静安区中心医院，负责华侨门诊，专门接待来自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等40多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

当时的中医游离于正规教育体制之外，民间医生流离失所，陈承明曾经创办过一家私人诊所，名为“合兴泰”，匾额一直保存在家中，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蒙上了尘埃。在他看来，儿子成为一名西医，是比继承自己更好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发展迎来了转机。毛泽东在给卫生部的批文中公开表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1955年，卫生部召开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班)，号召所有西医回炉重修，学习中医。陈祖卿想起，自己在做实验时，有一只荷兰鼠扭伤了腿，用了许多西药都无效。他无意间尝试了父亲传给他的针灸术，却发现几天后它就跑得就无影无踪。

陈祖卿的公费医疗证

“西学中”研修班使他与父亲的医学遗产再次相逢。考取研修班之后，陈祖卿应邀前往俄罗斯、摩洛哥进行援外医疗，帮助外国学者们弄清了解剖取穴不确切的穴位，纠正了由韩国人编的针灸书籍的谬说：迎香穴在鼻旁五分，错误的取穴却高出一寸；光明穴在腓骨前缘，错误的取穴，却与悬钟穴同在腓骨后缘……

小小银针在非洲大放异彩。在2000年12月19日的《新民晚报》上刊载了陈祖卿在非洲的行医经历，标题是：中国针灸享誉摩洛哥。

陈祖卿援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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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医生和小陈医生

1979年的冬天，陈以慧在威海路650号呱呱坠地。11年前，他的哥哥陈以智也出生在这幢红砖铺成的三层小楼里。

这片新式里弄被叫做“静安别墅”，蔡元培、于右任、张爱玲都曾在这里居住。陈以慧母亲的外公，上海市首任副市长盛丕华，也曾在这里秘密接待过共和国的地下党成员。

打着蜡的地板，忙碌的父母，写作业的哥哥，是陈以慧童年最深刻的回忆。他记得自己出生时，父亲还在“西学中”班里上课。为了照顾他，父亲将他一起带到了课堂，教他学中药的汤头歌。49路的公交车上，微风拂过，他坐在父亲膝盖上，摇头晃脑地背诵。

父亲给他定下了严苛的规定，每天背多少穴位，多少经络，完不成，不许睡觉。在中医班的课桌上堆放着厚重的教科书，他好奇地随意翻动，乱涂乱画，结果被父亲训了一顿，从此他再也不敢打扰父亲学习。

陈祖卿常带着陈以慧去医院和诊所，一来二去，病人们总是亲昵地喊陈以慧“小陈医生”，称呼陈祖卿“老陈医生”。一老一少总是前后来到诊室，陈祖卿扎针，陈以慧开药，两人之间几乎没有言语交流，却配合默契。

对儿子严厉的陈祖卿，在病人心中的形象却十分亲切。相熟的病人经常登临威海路650号拜访。“他拎着小皮包，皮鞋在楼梯上发出重重的咚咚声，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我就知道陈医生来了。”病人丁汶蕾这样回忆等待的场景。

“第一次见到陈医生，就觉得他很慈祥，很有亲和力。”她说，“其实当时，我也不太相信针灸能够治愈心脏早搏，但是看到陈医生后，我决定试一试。”

在陈祖卿家中，大幅匾额、横幅挂在墙上，厚重的书籍夹杂着老照片，堆放在木质的书橱里。“针灸治疗心脏早搏是我父亲的独创。”陈以慧说道，他指了指屋内的横幅，上面写着：银针治早博，今古第一人。“这些锦旗，书画，都是病人送给他的。”

在陈祖卿的一生中，针灸治疗早搏是最有代表性的医学贡献。1990年12月15日的《家庭医生》上发表了名为《陈祖卿针灸治疗早搏效果好》一文，记载着患者经1-2个疗程治疗后有效率超过80%。

“我在陈医生这里针灸5年了，效果很好。”身患房颤的病人朱玲玲回忆，“临终时刻，他躺在床上都站不起来了，却依旧不忘嘱咐我，要坚持打针，吃药......”

病人们来家中治疗的时候，太太周如负责烧艾草、装电麻仪、拔针、止血等一系列善后工作。周如和陈祖卿的相遇是个小小的传奇，她曾是宁波盛氏家族的四小姐，家中长辈反对她嫁给这个家世普通的年轻人，派人故意送陈祖卿一块沉甸甸的金表，试探他是否会因为钱财而动心。

“治病救人，不是为了钱财，做人也是一样。”陈祖卿坚定地拒绝了这份馈赠，赢得了四小姐的芳心，和家族满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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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别离

“1988年初夏的那个晚上，父亲第一次出国。母亲穿着美丽的连衣裙，带着我，拎着大包小包，送父亲去老北站坐火车。回家后，我一直躲在门背后不愿意出来。母亲问我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承认：我想念父亲。”陈以慧在日记中写道。

“那是我与父亲的第一次别离。”

在儿子心中，沉默而严厉的陈祖卿是个复杂的存在。两人的冲突在少年时期爆发，陈以慧的大哥陈以智在7岁那年遇到了车祸，父亲为此愧疚不已。在日后，便时常偏爱大儿子多一些，年幼的次子常常感到委屈。“那个时候很想离开家，很想离他远远的，甚至都发过誓，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父亲。”

陈以慧儿时贪玩，常常在外不愿回家，父亲却对他功课抓得极紧，时常用指头敲打他，写不完作业就不能睡觉。

最激烈的矛盾发生在大学毕业，他交往了第一个女朋友，带回家中，父亲却不喜欢。他与父亲冷战了好几天。强势的父亲是他的榜样，也是他的束缚。

“父亲找我长谈，人生就是不断做选择题，你要知道，父母不会害你。说完，他拿起包，推着门外的自行车，就走了。”

报考中医药大学也是陈祖卿给儿子做的选择，从小，陈以慧就常跟着父亲去各种老中医家中串门。父亲师从沪上名医陈苏生教授，陈以慧记得每次前去，陈老家中总是门庭若市，全是前来拜谒的学生。

由于从小的耳濡目染，陈以慧对中医充满钻研精神。“国医大师”裘沛然常在上海的曙光医院开设门诊，慕名前来的病人千千万。每逢大师前来坐诊，尚未毕业的陈以慧就站在门口聆听，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时间一长，裘老感到好奇，询问陈以慧缘故后，深受感动，召他进门为自己抄方。

在父亲和老师的庇护下，陈以慧生活得无忧无虑。父亲的倒下，像一根往人中穴猛扎下去的银针，让他刺痛。

“在他人生尽头的时候，我带他去酒店，帮他洗澡，搓背。父亲抱怨，发脾气，颤颤巍巍地甩开我的手。在那一刻，我觉得父亲竟像是个孩子，人生就是一场轮回。”

陈祖卿去世那天，陈以慧去医院看望。父亲看到他就说：“上班不要迟到，快走吧。”

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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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之名

陈以慧已经39岁了，到了自己做父亲的年龄。现在，他每天的日程都排的很满，一周有三天要到外地出诊，解决各种疑难病患。

在常州，他治疗了一位多次手术未曾痊愈的脑内胶质瘤患者，病人在越战中失聪的双耳，也重新听到了声音；他还治疗了一位因肝硬化而导致胃部大出血的病人，通过针灸太冲、三阴交、足三里等穴位，辅助以中药，大大改善了出血的状况。

病人感激地说：“现在除了酒不喝，其他没什么东西不吃的。”

陈祖卿生前曾经将祖父创立的“合兴泰”，重新命名为“和信堂”，并请书法家描了大字挂在墙上。现在，陈以慧的梦想，就是把“和信堂”开成一家私人诊所。

“父亲常教导我，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掌握一门技术，贼偷不去，火烧不掉。而且，要用这种技术，为世界做点贡献。”

陈以慧(左）

与上个世纪相比，中医在新时代面临更多质疑。由于缺乏严谨的理论和可量化的效果，无数民间医生处于“有用，有益，却非法”的状态。

就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大三学生小庄说，目前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并不合理，用于实践的机会太少，而书本上传授的理论与临床使用，存在很大差距。

面对争议，陈以慧希望能把中医和新媒体、新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大数据整合，将病人的情况采集输入电脑。习惯于“望、闻、切、问”的中医，可以利用精确的数据衡量疗效，以此为死去的父亲，和中医正名。

在他心中，父亲传授给他的不仅是医术，更是对传统的信仰。陈以慧继承了父亲的姿态，每次出诊，都要穿上西装、皮鞋，拎一个小皮包。

这是中医人家的情怀。

“此生我可以不留名，但我要以父之名，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文/范佳来

插画/派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