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松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倡导以关键点突破引领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如何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如何寻找引领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等话题备受关注。

上海五角场创新创业学院执行院长杨苓受邀讲述“创院”自2018年以来的创业故事与创新心得。希望她的讲述与思考，可以为更多关心上海科创生态打造、服务能级提升的读者带去启示。

直击“创新创业领域最薄弱的环节”

上观新闻：2018年，一所“没有围墙、非传统教学的创新创业大学”在杨浦区大学路上诞生。它的名字叫作“上海五角场创新创业学院”（以下简称“创院”）。当时，不少人有疑问，在上海市中心科创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为何还需要这样一所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大学”？

杨苓：成立“创院”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17年。在此之前，作为上海中心城区中每年新成立企业数量最多的区域，杨浦区一直致力于成为上海创新最活跃、创业最易成功的地方。

2016年，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名单公布，杨浦是上海唯一的区域示范基地；2017年，杨浦在首批区域双创示范基地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三。而与此同时，从2016年到2017年底，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的区域示范基地增加到了60多个。换言之，面对众多竞争者，杨浦也感觉到了不进则退的压力。

为了能够保持在全国双创示范基地中的领先性，也为了进一步在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方面形成特色，2017年底，杨浦区联合区域内的复旦、同济、上海财大、上海理工等高校和产业界龙头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创院”。

本着避免存量同质化竞争、不做形式化平台的原则，在多番研讨下形成了“创院”的基本定位——“创院”提供的是非学历教育；它试图以开放式的合作平台布局、开创性的企业辅导方式、实践性的课程设计方案，从创新、资本、知识、科技和人才五个要素层面进行资源整合；希望通过启发、分享、牵线、协作、转化五个途径，对创新创业者进行精准赋能。

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创院”的话，我们可以说它的1.0版首先得是一个“双创加速器”“双创连接器”。

上海五角场创新创业学院位于创智天地大学路的起点，周围既环聚了复旦创新走廊、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财大金融谷、上理工医工交叉平台，又环绕了一批以哔哩哔哩、优刻得、声网为代表的科技行业领军企业。

上观新闻：“双创连接器”可以连接什么？

杨苓：在规划设计“创院”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和服务方式时，我们曾提出想做创新创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一位区领导提醒我们，“创院”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很难把与创新创业有关的事一网打尽，“上海和杨浦在创新领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他的建议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从国际经验来看，创新创业的主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新创业者，还有一类是赋能方，就是能够给创新创业者带来资源的人，可以包括政府、高校、投资机构、客户、银行、金融机构等。那么，对于上海来说，创业者和赋能方都不缺，所谓“缺”体现在“信息不对称”。很多时候，创新创业的要素成员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赋能方的资源无法精准地投放给创新创业者。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进行服务产品和服务机制的设计。

在2017年至2020年的一期建设中，我们形成了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聚焦区域重点产业创新链，通过“一体两翼（特色课程为体、赋能服务和公益活动为翼）”连接赋能方小生态、激活创新创业大生态的业务模式。我们发起了上海科创企业上市服务联盟，合作开设了双创长三角地方分院，还与合作银行联合成立了“创业者港湾”等。

上海科创企业上市服务联盟汇集了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知名高校等各方资源，旨在打造多层次、全方位的上市服务生态。作为联盟的“秘书处”，“创院”兼具服务上海市改制上市培育库入库企业（入库企业达1000多家）的职能。除了策划实施科创沙龙、项目路演、科创板峰会等活动，还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化产融资源配置，吸引投资人、实现多家企业的投融资对接。

科创板峰会的参会人员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拟上市公司、上海市改制上市培育库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产业园区代表等，总人数达500余人。

“创业者港湾——五角场创院站”的设立是建设银行与杨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对中小微科创企业服务的新探索，有望发挥双方的资源优势，让更多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加快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打通科创企业培育的“最先一公里”。

“文旅转型与变革”专场交流会上，与会者们就“城市中的露营，挑战中的机遇”展开深入交流。

打造一个多群体共创的“创新实验室”

上观新闻：在完成了2017年到2020年的一期建设之后，“创院”有哪些进一步的工作规划？

杨苓：走过初创的第一阶段，关于“创院2.0”的定位和规划，我们总结了三句话——打通堵点、授人以渔、建立圈子。

“打通堵点”针对的是双创生态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够通畅的地方。“创院”要做的就是找到堵点、拆除各种有形无形的围墙，让持有共同目标的人可以更顺利地走到一起，实现更多的开放式创新。

“授人以渔”是“创院”的核心使命。我们终究是一家“学院”，天生具有教学属性。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我们无法给创新创业者提供直接的投资，但我们可以也应该教会他们怎样跟投资人打交道、怎样更容易得到投资人的支持、怎样利用全社会的资源来为自己的创新创业服务。

围绕着上述三点，我们希望在“创院”的2.0阶段，以活动、课程和“导师工作室”为三个主要抓手，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和服务能级。

比如说，在“创院”的第一个三年里，我们不断地去举办各种形式的公益性活动。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共服务的入口，让政府和赋能方能够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举办，对接到创新创业者。一路走来，尽管活动总参与人次达15000余，我们还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怎样的活动更有效、怎样的活动无效，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仅靠我们团队自身的力量，能够策划、研发、组织的活动在数量和内容上是有限的。我们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变成平台、“搭台唱戏”，支持更多的活动在我们这里发生？

所以，今年初，我们将“创院”的公共空间（约1000平方米）拿了出来，冠以“学院咖啡”这个全新的主题，希望能把它打造成一个“不打烊的双创会客厅”，吸引更多的意见领袖、公益合伙人来我们这里举办活动。过去3年，我们全力以赴，不过办了100多场活动。可是，今年1月至今，我们举办的活动已经超过了100场，合作方也愈发多元。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场地和机制的提供，进一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知识创新的策源地，吸引更多的“合伙人”一起来碰撞火花，把“创院”所在的街区进一步打造成上海乃至全国创新创业者们想来、爱来的地方。

上观新闻：创办“导师工作室”是想解决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哪些痛点、难点呢？

杨苓：相比活动，课程的体系化、专业化程度更强。我们目前的课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课程是按学员的成长阶段来分。比如，面向创业阶段的创业者的“创业营”，面向成长阶段、已经开始酝酿上市事宜的创业者的“预备营”。另一类课程是按产业来细分。比如，我们有大健康产业营、数字技术产业营，未来可能还会有文旅产业营等。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哪怕是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的创业者，遇到的问题、想要学习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的。哪怕我们的课程按行业赛道来细分，依然只能解决一些比较面上的共性问题。

这让我们想到，或许能够通过组建“导师团”，让导师们以一对一的“专家门诊”的方式，与创新创业者们展开更深入的碰撞和交流，帮助后者离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资源更近。“导师团”一开始可以是公益性质的。如果创新创业者有进一步的咨询需求，或许可以与来自投资机构、专业咨询机构等赋能方的“导师”建立更长期的服务购买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创院”既可以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课题的发起者，又可以是整个生态中的成员、枢纽、连接者，联合政府、企业、创业者等各方面，在更优化的规章制度、体制机制出现之前，率先一步，实现小样本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如果说，以往很多创新创业者是孤军奋战，实现的是单体意义上的创新，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多方合作，创造一个多群体共创的“创新实验室”，让各方之间的化学反应更深入、更充分地发生。

创新创业者勇于破局、不怕“搞砸”。“搞砸之夜”主题活动为分享者送上纪念品。

搭建创新创业者好友圈，把个体的创新能量无限放大

上观新闻：您刚才介绍，“创院2.0”还希望在建立圈子方面有所建树。可否具体讲讲？

杨苓：为了做好“创院2.0”规划，我们邀请了不少专家学者来贡献真知灼见。其中，上海社科院邓智团研究员的一些研究成果很触动我。比如，根据邓老师的研究，以创新街区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创新联合体，能够作出的一项突出贡献是“不仅传播显性知识，还能传播隐性知识”。

过往，我们在高等院校、企业培训和书本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大多是显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更多涉及人的经验和体悟。这部分知识往往需要通过反复的、小规模的社会交往才能获得。以创智天地为代表的创新街区，恰好就比较适合隐性知识的激发、产生、交互和传播。

未来，“创院”希望通过各种形式，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多交换、分享隐性知识的机会。让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一些珍贵的创新人才，通过来“创院”兼职、做项目、参与联合课题组等创新方式，不断发生新的化学反应甚至是新的裂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创新创业人才个体的多面性，搭建起一个创新创业者的“好友圈”，把个体的创新能量无限地放大。

如果哪一天，“创院”及其所在的大学路、创智天地街区可以具备这样的能量，那么，它们的影响力和服务能级都能实现质的飞跃。

上观新闻：去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在上海市政府和香港中联办的支持下正式落地“创院”。有了这位新邻居，有否给“创院”带来提升服务能级方面的新思考？

杨苓：香港中文大学上海中心落地“创院”可以说是“双向奔赴”的成果。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一方面有融入内地发展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它们在深圳等地发展得非常成功，在长三角地区也想要有一个可以落地的据点。有了这个据点以后，港中大在长三角地区的课程、校友服务、横向课题的研究就有了一个可以稳定开展的场所。他们曾经想在上海找一块100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做上海中心，一直没有着落，最后机缘巧合，与我们一拍即合。

事实上，港中大上海中心选择了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独立空间作为办公室，但只要他们有需求，在“中大主题日”时，“创院”的全部公共空间都可以供他们按需使用。公益活动大家可以一起来策划，一些课程可以联合举办。有了这样的合作机制，他们的办公成本降低了、能量得到了释放，我们则能通过合作，多多向他们学习，进一步打开事业发展上的视野和格局。对我们而言，他们不只是邻居、租户，更是共创伙伴。

好几位专家学者在为“创院”献计献策时提到，传统意义上的人才流动以“引进人才”为主要手段，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人才流动也可以是分时的、柔性的。人才的身份可以根据场景、需求灵活切换。人才的智慧和能量可以为更多群体所共享。未来，人才可能不再需要绑定在某个单一的机构，而是可以通过柔性组合，化作创新网络中的节点，随时转换方式，与其他节点链接、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院”也很愿意为此类新可能提供实践的空间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