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是世界上著名的礼仪之邦，一直以来国人的社会交往、感情沟通和思想交流，大都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和文化方式来实现和完成。书信作为一种向特定对象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书形式，不仅承载着纷繁丰富的中华礼仪文化内容，而且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其载体、称谓和内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流转和迁变。

“信”在古代有音讯、消息之意，如汉代辞赋家、思想家扬雄在《太玄经》中写到“阳气极於上，阴信萌乎下。”早在文字诞生以前，人类就有了“书信”来往，当时采用的是结绳、刻符等形式，根据考古发现，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已有刻画的符号，我国贵州苗族也使用过刻符，清代著名画家方亨咸在《苗俗纪闻》中描述“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这里所说的符号和刻符指的都是书信。春秋战国时期，书信这一应用文体正式出现，彼时统称为“书”，由于列国争霸、军务繁忙，从客观上加速了书信这一文体的形成与发展，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已是传诵千古的佳作名篇。但是，先秦两汉时期人们书写书信没有统一的规范，制式与样态比较随便，到了魏晋南北朝之时，遂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即各种书信的体例与格式，以供社会成员写信时套用，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撰写的《月仪》，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的则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书仪》。

作为传情达意的书信，广布流行于前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各国，在中国更是基脉深彻、源远流长，今人足可编著一部体量庞大、卷帙浩繁的《中国书信史》，而其中情真意切、温文尔雅、文采斐然之作，则是一经见诸世人就永远盛开绽放的文字花朵，如《礼记・仪礼》所言“言语之美，穆穆皇皇”，穆穆者，敬之和也；皇皇者，正而美也，也就是说写信人书写书信时，不仅谦逊礼敬、温敦和气，而且还应彬彬有礼、持君子之风。所以，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写信都是一种个人修养和文化素质的最基本体现。

我国的书信文化经过李唐、五代和两宋的传承和发展，大体形成了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书信格式。尽管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很少运用书信方式进行联络和沟通，但是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之间，公务信件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在撰写邀请函时尤为慎重和严谨，换言之，以邀请函形式出现的书信，其礼仪是否得体整饬显得极其重要，一封通常意义上的邀请函，至少应该包含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六个基本要素。当今时代声光电日趋发达，正是借助互联网等媒介和平台，使书信以电邮、微信等形式在千家万户之间传递、驰骋与飞翔。但是，笔者依旧不能忘情古代那些著名书礼，特别是洋溢其间永不消散的墨香与心香。作为书信意义的“函”，最早见诸《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每有疑事，辄以函文晔。”作为书信意义的“信”，最早出自唐代元稹所写的《书乐天纸》一诗“半封京信半题诗”。

世界各国都有书信，但书信在中国却有许多芬芳美丽的别名，这大约是其他国家望“信”莫及吧？无论是“云中谁寄锦书来”的“书”，还是“书被催成墨未浓”的“书”，指的均是古代书信，鉴于书写的载体不同，书信的称谓也有所区别，例如写在大竹片上称作“简”，写在小竹片上称作“笺”，写在大木板上称作“牍”，写在小木板上称作“札”，写在白绢上称作“素”，等等；而书信的双名则有书简、书牍、尺牍、尺素、书札等名称。据《汉书》记载，广武君谓韩信说：“奉咫尺之书以使燕。”汉朝初期尚未发明纸张，记事与书信仍然如先秦一样使用竹片或木片代劳，并对竹片和木片长短做出规定，古制书简一般长约一尺，所以后来所说的“尺书”和“尺牍”，就是由汉代“咫尺之书”的传承而来。书信还有一个特殊的芳名叫做“鱼雁”。用“雁”代替书信，和雁的秋去春来有关，也源于《汉书·苏武传》中的典故：“宫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苏武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而被扣留，流放北海达几十年，如果不是苏武的随员假托雁足传书，单于迫不得已允许苏武归汉，那苏武就会终生与羊群为伍，最终客死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之畔。为了在传递过程中不致损毁，古人又常把写在白色丝绢上的书信扎在两片竹木简中，简大都刻成鱼形，因此“鱼”或“鱼书”也成了书信的代称，如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而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诗中的“鲤鱼”代指一底一盖的竹木之筒，而“烹”实为解开其间捆绕的绳索之意。

华夏之邦最早关于书信的记载是《左传》，《郑子产与宣子书》等赫然载于其中。但是，《左传》毕竟是一部连作者都众说纷纭的历史著作，我们从中并不能看到书信的原件。现在最古老的两封原始家信，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前些年从湖北云梦县一座秦国墓葬发掘而出，出自名为“惊”和“黑夫”的兄弟两人之手。他们参加了秦国灭楚之战，随军进攻淮阳（今河南淮阳），其时是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他们连写两信给安陆（今湖北安陆、云梦一带）的母亲，向母亲要钱或布做夏衣，短短的信函中，竟然连写三个“急急急”的字样。安陆是古楚地，他们兄弟该是被抓壮丁驱往前线的吧，居然连换洗衣裳都没有而向家里告急，母亲缝制的衣裳他们后来收到没有？这一对被迫“为王前驱”的难兄难弟最后结果如何？是双双战死在淮阳城下？还是有幸生还再度拥抱他们白发苍苍的亲娘？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人们久久端详那直通远古的书筒，不禁神思飞跃而思接千载。

信札书牍的美感不仅在于用词的古朴典雅、称谓的适中得体、行文的流利畅达，而且还在于书写的端庄与整饬。通常而言，书写信札书牍宜用楷书或行楷、行书，特别是给父老长辈和新交诤友的信札书牍，忌用章草和狂草加以书写，这一方面是基于方便对方阅读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出于尊重对方的考虑。尽管古时信札书牍的式样众多，但对父老长辈和新交诤友一般则用朱丝栏的八行笺，而用于祭奠或自己守丧时的尺牍则忌用朱丝栏而改用乌丝栏。

一封信札尺牍基本能折射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同时也能揭示出一个时代的文化时尚和人文状貌，难怪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牍》里写道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在流传后世的诸多书信名篇中，呈送给君王将相的书信，大都由于涉及军国大事而得以保存和传承，这些书信或见证某些国策拍板确立的过程，或彰显文臣武将卓越的智慧，或显露书写者光华绚丽的辞采，总而言之，这类书信几乎涵纳慷慨激昂、纵横捭阖的金属音色，氤氲古代社会大擘画大叙述的刚性美感，颇具代表性的如《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报刘一丈书》等，其中尤以李斯的《谏逐客书》最为有名。

书信这种古老的文字形式，今天回眸和端审，恰由于其遥远和陌生，才更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温度。古代官方书信除了写给封建君主、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小官吏以外，很多书信则往来于亲朋好友之间。朋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内容非常广泛，可以是分享一次旅行的见闻与心得，比如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也可以是剖析自己灵魂的反刍与审思，比如《报任安书》；也可以是某种自我推荐信，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而更多的是友人之间淋漓酣畅、无拘无束的直抒胸臆。

“表”是臣下呈送给帝王看的，属于书信范畴的公文。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北伐之后宫中、府中的人事做了详尽安排，然后言辞恳切地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一个须发斑白、耿耿忠心的老臣笔下的这段深沉自述，显示出一种触碰情感和砥砺人心的强劲力量。西晋文学家兼政治家李密的《陈情表》更是令人唏嘘与感动，作为蜀汉旧臣，李密深知为司马政权效力的巨大政治风险，然而强违王命又注定结局悲惨，因而大打亲情牌，在表中倾诉衷情和表露心境，“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这种至诚至真的肺腑之言，每每令后人感叹不已。

当然，古代君主有事也给大臣写信，比如身为魏王的曹操就在给谋士荀彧的信中，深情地表达对另一位著名谋士郭嘉的追思与缅怀：“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无论怎样，一代奸雄狡诈如曹操者，在谈论自己最可靠最信任的谋士时，那种写在信中的痛心和遗憾依然溢于言表。不只是曹操本人，他的两个文韬武略的儿子曹丕与曹植，也在遗留给后世的书信中集中展现了卓绝的才情才华和非凡的文学风采，如曹丕的《与吴质书》与曹植的《与杨德祖书》。

最具温情和暖意的书信当属家书，如一代名相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儿子诸葛瞻的家书《诫子书》，再如北宋重臣司马光写给其子司马康的《训俭示康》，我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傅雷家书》，对后人乃至后世是一种拳拳忠告和殷殷嘱托。“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这是鲁迅与许广平《两地书》里的句子，虽没有你侬我侬海誓山盟的意蕴，但令人感叹二人在思想和灵魂上同一与契合，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那一头“小怪兽”，在爱情里变得异常驯良和可爱起来。革命义士林觉民的《与妻书》，委婉地表达了对妻子的深爱之情，以及对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挚爱，读后令人酸心热耳、荡气回肠。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书信这一媒介正在逐步走向消亡，但书信中所传承的文化不应该覆灭。当今之时，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和载体的互联网，与信札书牍相比其特点是快速、便捷、直观，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天涯若比邻”。但也许是由于过于快速和便捷，人们对于信息的内涵反而忽略了，对于传递信息的技巧反而麻木了，远远不如古人看到手书“见字如面”时那么谦恭与敬畏，在互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传统信札书牍所承载的思想力量和美学韵味正在消失。鉴于信札书牍的文本格式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种文体，它潜蕴着深湛的文化内涵和丰沛的历史信息，表达着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和心性品格。因而，笔者倡导人们在发送电子邮件时，应当完全按照传统信札书牍的文本格式进行书写，既培养“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优良习惯，也彰显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弘扬。（作者系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