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有着一张不容忽视的外国面孔，他身高超过1.9米，鼻梁高挺，金发碧眼。但同时，他身穿道袍式外套，会咏春拳，孔子语录张口即来。

1984年，林登（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游历、拍电影、当老师、做记者⋯⋯2004年，他辞掉工作，卖掉了在美国的房子，与家人一起定居云南，并在那里办起了文化旅游与国际教育相结合的“喜林苑”。至今，他与中国的缘分已持续了近40年。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留在中国”时，林登先看向我，又看向他的编辑，笑着说：“因为你，因为你们，因为很多的中国人。”

《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不仅仅讲述了一段外国人的中国经历，也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入口，一个透视中国文化的切面。

《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

[美] 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著 辛露 译

中信出版·大方

中国，是不容错失的机会

上书房：1984年，当您得知自己拿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时，是怎样的心情？

林登：我当时既惊讶又兴奋，还有点不知所措。我认识中国其实是个偶然，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在芝加哥的书店里，你甚至找不到一本关于中国的旅行类书籍。

幸运的是，我曾为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洗地毯，彼时他刚从中国回来不久，希望我能在他的世界地图上为他的“中国之行”插上一面小旗子。在谈论中国时，他情绪高涨，神采飞扬，他似乎有某种预感，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将包含某种巨大的能量，而美国必将参与其中。这段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名为“中国”的种子。

林登在前往中国的火车上

后来，在社区大学的公告栏看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招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会。我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父母受教育水平都不高，还备受酗酒、失业等问题的困扰。我当时才20岁，一边做着洗地毯的活，一边读着社区夜校。沉重的清洁工具、满是泥浆的鞋子、其他人的冷眼⋯⋯这些就是我的日常，如果我不做出改变，那么，我将过着同我父母一样的生活。

上书房：刚到北京时，您感觉怎么样？

林登：我来到北京后，在中国语言大学学习。当时，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不多，大家对我很好奇也很友好，刚到校园就有人愿意主动成为我的翻译。

而融入他们只需要一场篮球赛。当时，我刚下火车非常疲惫，但听到他们希望我“扣篮”时，还是义无反顾地冲向篮板，将球扣进篮筐。于是整个球场爆发出欢呼声，一个男生还用英语喊道：“明天你就是我们队的了。”

林登镜头下的北京

上书房：中国的年轻人很喜欢您？

林登：其实不只是年轻人，面对外国文化，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十分开放的态度。他们很愿意去学习和了解我所在的文化环境，似乎早已做好了拥抱世界的准备。我曾经为首都协和医科大学的医生和学生们上英语课，课余时间，我会给他们播放美国电影，吸引了很多朋友，教室外经常挤满了人。

中国人比较内敛，但如果你成为他们的朋友，就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在拍摄《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这部电影时，我注意到一位朱女士，她常常一个人默默走到一边，进行“有趣”的舞蹈，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她在练习太极。她很乐于向我介绍这种包含中国哲学的锻炼方式。后来我经常请她吃饺子，来回报向她学习这门独特的功夫。

20世纪80年代的林登

上书房：在中国读书时，您的留学生朋友并不多，反而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林登：1987年，我进入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读。与我同届的学员有十几个美国学生，大多数美国学生都在努力完成各门功课的中文阅读材料，还有些人本就是带着研究课题来中国的。

鉴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门学科。许多同学和校友后来也都从事了与中国相关的职业，并且成就斐然。而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通过研究一门学科就完全了解中国。我对广阔的中国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更感兴趣。所以我选择尽可能地在中国游历，结交中国朋友。

上书房：当记者的经历，让您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吗？

林登：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后，我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关心逐渐变得强烈。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时，我们跟随摄制组进入故宫，所有人都感觉很震撼。还有就是，著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穿越长城的表演，这些差异化的景观引发了西方人的强烈兴趣。当然，像当时的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基辛格访华等重要时刻，我们也都在现场。

找回丢失的“身份”

上书房：后来，您回到斯坦福念博士，但这段经历并没有想象中开心？

林登：斯坦福更像一个美国精英俱乐部，尽管我能与更优秀的同学进行交流，但这些特质也伴随着经济负担和社会压力。

在美国，人们往往会通过各种标签来认识你，例如，“共和党人”“基督徒”“亚裔”等。而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几乎不会发生，他们会首先把你当作朋友，然后再逐渐丰富对你的认知。中国人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们对朋友的态度是更加友善且宽容的。

上书房：这让您开始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身份认同”？

林登：人们对自身的认同应该来源于哪里？它或许是基于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家庭经济等因素，但也可以是基于一种不断变化的价值观，一种从实践经验中锻造出来的、不受任何固定身份束缚的价值观。

与柏拉图不同，在孔子的理论中，人的自我价值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来自和周围人的相互连接，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并不认为构成中国社会交往基础的儒家思想是压抑或烦琐的，相反，我认为它们务实而自由。可能正是这种儒家理念或者价值观的内化，让我不断重返中国。

上书房：您后来选择定居云南，这里的什么特质吸引了您？

林登：我20世纪90年代到过大理，当时，大理是许多西方游客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当地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建筑风格，当地人的生活与土地联系紧密，显得悠然闲适，而游客们则醉心于一种东方式的“异域风情”中。

2005年，当我们重回云南，中国变得更加热情而开放。在喜洲，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画家杨龙就是其中之一。在杨龙的推介下，我遇见了让我一见倾心的古宅，它曾是民国时期喜洲富商杨品相的私宅，这里雕梁画栋，充满了浓郁的当地特色。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同当地居民一起对这座旧宅进行了长达3年的修复，终于在2008年，喜林苑开张。我在这里生活，与这里的人们成为朋友，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支撑了我们。

喜林苑的日出

上书房：您去过上百个国家，对中国的乡村，您的感受是如何的？

林登：我前一段时间去了泰国和缅甸，那里也有优越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传统文化，但我依然更喜欢中国的乡村，这里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平和安宁。

西方人对中国、对亚洲依旧所知甚少，常有种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认为中国的乡村拥有打破这些偏见的力量，它能为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提供另一套叙事方式，提供一种平衡的可能。

喜洲（四方街）广场

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到，耐心是文化旅游业取得长久成功的必要条件。中国乡村正在经历一些“没有耐心”的事情吗？

林登：近年来，中国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极大的提升。在喜洲，农业现代化迅速推进，旅游业风头正劲。但另一方面，乡村的原住民也在逐渐流失，人们与土地的关系开始疏远，乡村的风貌正极速地转变。于是，乡村出现了很多本不属于这里的商业景观。

我意识到，经济发展似乎总伴随着文化传统的消失。一些与本土生活并不相关的建筑正在出现，并改变着许多古城的面貌，甚至是延续千年的文化内核。中国的乡村不应该成为建筑师们的实验场，我也不希望看到在飞速奔向繁荣的过程中，中国乡村冒着摧毁自身特色的风险。

上书房：对待建筑也需要耐心？

林登：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建筑，建筑是历史最好的呈现。喜林苑在修复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难题，假如用商业逻辑去看待它，那么修复是没有必要的。

尽管人们会向往许多现代化的设施——一流的浴缸马桶、精美的吊灯等，但喜林苑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同时也是让游客重新关注乡村居民与乡土文化的“大本营”。我们希望打造一种生长在本土的旅游业，既可以让乡邻们受益，又不必成为“工具”来迎合变化无常的消费者需求。

信心，源自人与人的连接

上书房：喜林苑接待了很多外国来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

林登：与其说是他们对中国感兴趣，不如说是他们的父母辈对中国感兴趣，并且认为送他们来到中国是有价值的。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解中国成为越来越多西方人的共识；另一方面，传统东方文化能很好地平衡来自西方的单一视野，这对孩子们的心智是一次很好的开拓。

上书房：所以，喜林苑也成为中外民间交流的桥梁？

林登：自2010年以来，喜林苑已经接待了数百个田野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学生。大家通过与当地居民、街坊邻里及村委会工作人员的互动来了解喜洲，不仅会参加村民日常的红白喜事、新房落成的流水席等，也会参与跨文化主题调研、农事学习、文物保护等工作。

上书房：你们的到来，同样也深刻地影响着喜洲。

林登：喜林苑既有面向大城市和国际学生的田野调查、夏令营，也向本地学生免费提供学习机会。另外，还有面向普通村民的英语角、图书馆、活动室等，日常免费组织村民学英语。在我们的夏令营里，曾有两位本地的白族女生拍摄过一部反映当地文化的影片，之后被送到纽约青年电影节参展，白族女孩们和我们一起去了纽约。

喜林苑就像是一个村里的民间文化中心。在这里，不可小视的民间外交不断展开，与那些由精英们主导的、建立在政治利益上的政府外交不同，一种基于人本身的对话得以实现，并逐渐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理解。

喜洲英语角

上书房：其实，喜洲和上海也有着很微妙的缘分。

林登：20世纪30年代开始，喜洲因为从事进出口贸易，与大城市的生活关联极为紧密，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电灯、电话、电报、电影、留声机，以及后来的收音机、自行车、汽车等。因此，当时喜洲有一个很流行的绰号叫“小上海”。

喜林苑所在的地区是杨品相旧宅，而杨品相也和上海有着许多不解之缘。作为喜洲商帮“八中家”之首，杨品相的商号是中国西南地区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三大商帮之一，在亚洲各地都有分号，其中就包括上海。杨品相在上海经商期间还与伙伴合作创办了一本名为《新喜洲》的杂志，向各界人士介绍云南的传统文化。

林登一家

上书房：喜林苑最近在苏州开新店了，所以，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您对中国依然充满信心？

林登：我的中文启蒙老师给我起名叫“林登”，寓意是“在林海中攀登之人”，我始终为“林登”而感到骄傲，今天依然如此。

中国给了我信心，让我敢于追求自己年轻时无法企及的生活，也给了我实现突破的机遇，我越来越认同这个国家，认同它的文化、它的人民。我没有承袭家乡的旧身份，而是逐渐成为一个中国人。

我记得当初在北京求学时，在一次乘车回家途中，广播中响起了一首熟悉的美国歌曲，叫《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我想，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已经找到了能带我回家的“乡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