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白老师去世三十周年的2013年，我编集了一本《苏白朱迹》。此后多年，我一直还怀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把他给我的书信全部整理出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老师的艺品和人品。

面对着老师写给我的多达10万字的一摞摞信札，我的心情既沉痛苦涩又满是温暖，往日一幕幕瞬间如昨，出现在眼前。

作者与苏白合影

一

我是通过国华舅的介绍得识苏白老师的。我先是给苏老师两次去信，以明示自己当时的渴学心情。未久，果然收到了他的回信。不曾想，在这封1971年年底寄自青岛的来信中，苏老师居然像一位同道知己一样与我“促膝而谈”。他叙述自己过往所见所藏的印学资料，竟还把箧中幸存珍贵印谱的有限“家底”毫无保留地晒出，让我感到意外。面对一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他甚至言明以后可以将这些印谱陆续借给我看。正是这封信开启了我们师生间长达13年的珍贵情谊。

1972年，老师写给我的信共有23封。此中内容，除了介绍自己年少习印追随蒙师、篆刻名家张叔愚先生之外，说得最多的是他写信讨教邓散木先生、得其函授六七年的学习经历。

与此同时，老师开始陆续向我灌输印学知识。他告知我“篆刻这门艺术不容易学……虽然功在不舍，但与年龄也有关系，功力、年龄及阅历是辩证统一的，偏于一点是不能成功的。”并且告诫我“要多借些印谱、画册和碑帖来看，分析每家的间架结构、朱白横竖的安排布置。光是埋头刻印，刻了几十年还是那样的水平，老是提不高，就成了‘工匠’了”。还说：“古今杰构都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修养的，除了勤于实践苦心学习，（还）要时刻善于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提高成条理就是理论。学习不要专学一人一家，基本技巧具备了就要多方面涉猎，以填‘腹荒’。所以书谱上说‘偏工易就尽善难求，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就是这个道理。”

随着交往频繁，我不时会捎带些上海出品的食物去青岛，想来老师身体孱弱，师母操持一家、养育4个孩子也实在不易。但老师却说：“不要带吃的东西，情谊应在金石篆刻方面加深。”那年10月，我去青岛看望他，我下了客轮直奔观海二路，急切地找到53号门牌，接着快步登上石阶来到老师那窄小的居室。这时，老师一家已在屋里等我。我和老师四目相对、双手紧握，许久许久彼此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苏白和夫人孙蕴才

二

1973年，老师先后给我写了16封信。从这时起，老师针对我的现状，进一步向我传授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他说：“‘博’可以大开眼界，‘专’可以别树一帜自成一家（但自成一家是很不容易的，要有精湛的功力和学习的永恒不退的毅力，态度要虚心善学、取长补短。也就是要继承传统、择善而从，继而发扬光大创出自家风格来）。除了多请教老前辈，还要多看。多看视野拓展，不拘点滴，否则孤陋寡闻。还要勤于实践，实践出真知。”他还说：“看书读印谱要善于发现规律。你可以看到汉印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表现在笔体间的‘歪而不歪’（现象），如《师翱楼印存中》有‘冯拓’印就是一例，《鉨印集林》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可细看看。”“如果‘放’得太过了，那就成了‘野’了，太野往往易入歧途。究竟该怎样才算是恰如其分？这的确是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只有在实践中虚心学习慢慢领悟，不虚心就永远学不成东西，即使有‘才分’，也只能圈在小圈子里碌碌一生。”

老师对我印作的运刀之法的点评，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觉得印章不在于简化字还是篆字。如果你见闻不博实践不多，又无其他方面的修养以及审美高度，即便你用再古老的刀法，再斫剥敲打，一看上去似乎朴茂苍劲，但依然不是充满生机的东西，在神采上更不会古意盎然，是旧瓶装新酒。”

苏白篆刻余事作印人（左）、水滴石穿（右）

三

记得是1978年春节期间，报纸上刊登了我的那方“梅破知春近”白文大印，老师在青岛也看到了。他马上来信说：“你的近作‘梅破知春近’，我和（张）铁英师都异常喜欢，诚如你所说的只能有一方来不了第二方。艺术就是这么回事，所谓佳境是很难重复的。”他接着说：“我看了你的印作很高兴的，觉得的确有大家气势，难得的是并有韵味，十分耐看。我的印还是俗的，而且越来越俗了，这也是很苦恼的，想不俗也是很难的事，待忙完这阵子好好看点东西，医俗的唯一办法就是面对古人追步前贤，不断增加书本知识。”  

老师的这些推心置腹视如己出的话语委实令我赧颜，我自然知道，是他在不断激励我步步向前，让我略感心安的是，看来我的路走到今天并没有走向岔道。是啊，老师所说的面对古人、继续读书，对我这样一个见识狭窄读书有限的年轻人来说，当然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他还意味深长地说道，创作一旦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所谓名声自然会随之而来，但要时时看清楚他人的优长所在，不断取长补短，要珍惜自己的业界名声。

那年4月下旬，我偶然见到有一方印刷在宣传单片上的“上海博物馆藏品选刊印”不妥，便写信给当时的上博提出意见，一一指出此印章在用篆上的问题。老师在接到我的去信以后，不久就回了一封长信。他一方面提醒我在措辞上要恰当，另外针对具体用字的详细出处说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通过这件事，我更是认识了老师在学术方面的苛求态度和严谨程度。

不久后的来信中，老师又一次谈到了印章创作的话题：“我近所作自视有些趋俗，乏典雅之趣，这大概是多投众人所好以致如此状态……我很明白，眼下必须要打掉旧框框另辟新路才能免俗，不然，再这么刻下去是很难摆脱旧习的。可能我的性格导致在思维上旧框框太多，这也许是难于走出来的根本原因吧！每个人的创作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然而因人而异，能够走到极致的，毕竟是难之又难的。从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看，真正能够做到艺术气质表现的人群只是个别的，古今中外都一样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艺术个性。因此不讲天才是错误的，单讲天才也是不对的，只有主客观相应相吻，才会产生积极意义啊！”

事实上，老师的勤于创作和刻苦为学的状态始终未曾消停过。这年8月初，他开始着手写作一些考释古玺印的文字，起因是他看到了“上海博物馆藏印”中的部分作品之后所引起的思索，同时也说到黄宾虹先生的部分藏印不少就比陈簠斋所藏精绝。“你的《鉨印集林》暂放我处吧，遗憾的是第二集找不回来了，我目前太有用了。考释古鉨文字太难了，一是上下文不联属，二是只有二三字或四五字，且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所谓‘六国文字’诡变太大，有时莫名其妙。”

实际上，在结合自己的印风变化上，老师一直也在寻求各种可尝试途径，其中包括钤印方式和刻印方法及其刻印工具的改变。明眼人当然是能够窥清老师这几年由变迁之迹所致的风格建立之态的。另者，就具体技法而言，往日邓散木先生的小心雕琢与当下苏师大刀阔斧式的运刀方式，想来应是大相径庭的。正是从这一点看，邓、苏之作的成熟艺术特质，本身就提供了一个继承和发展的生动范例。这个现象，再次证明了苏师在这一时段中有效的实验价值所在。

苏白给作者的信

四

自从与恩师熟识以后，他一直对我的刻印高度关注。

有一次老师又来信：“你寄来的几方印，我喜欢‘严以律己’大印及‘雨绿’、‘江南朱老’、‘胡考印信’、‘福山苏白’以及‘海曲刘一闻印信’、‘刘一闻章’，尤其是钱老的那方秦半通印‘午斋’，我简直喜欢极了，这说明你已经形成自己的风格了。”未了，老师继续督促我要“希望你进一步读书写字，多看一些古代作品，特别是秦汉魏晋的凿印之作，另外汉铜器、古钱币文字和各家藏砖藏匋，对你也会有帮助”。

诚然，面对老师这番称赞，我更要时刻警觉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兢兢业业努力学习，不敢懈怠。        

1979年开年后，老师一封透露着愉悦的信让我印象深刻，他告知我：“我已到（青岛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两周了，和之琦（即画家石可）兄及寿民在一起专搞篆刻……近来，我在所里整理自己写的古鉨考证这些东西，虽不忙但要坐班，每天八小时下来，我试着还可以的，并不觉很累。我现在还是补差性质，以后可以办个复职。研究所虽说不大，我有了这个落脚的地方，以后参观学习都很方便了，因此我还是去的好。”

那年夏天，老师代表有关方面邀请关良教授来青岛避暑。自己则忙于明年山东省到日本展览工艺品的工作，准备三百部印谱出国。可能因为过于忙碌的原因，老师的身体又显出不稳定状态，他在10月6日的信中作如是说——“我近日甚少出门，因走路时间稍长，就喘不上气来，时而胸闷，所以不敢外出。”

记得是1980年新年伊始，老师又急不可待地告诉我“孩子们在单位都评上先进”。看来，小辈的健康成长是令他无比兴奋的触动点。同时，老师也给我讲述了此次到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师大讲课，受到广大师生热烈欢迎的盛况。回来后虽觉体力有限，却又马不停蹄地给山东书协写作有关篆刻的章法和刀法的文章，老师果然是个闲不住的人。

那年三四月间，老师屡次来信说自己身体状况不佳。等到春夏间老师身体大体康复后，便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一次半个来月的“毕生之旅”。他们的大致路线是，先至福州石雕厂，再过杭州西泠印社，然后抵达上海与众师友欢聚，终于实现多年以来的愿望。那次在上海的聚会，我特意邀请了潘学固先生和方去疾先生参加，特别是去疾先生，早些年就与老师有鱼雁往还，却一直无缘得见，这场会晤可以说是现代篆刻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白印稿

五

1981年，老师发来10封信。也是在开年没几天，老师说，计划刻制一些“不”字打头的组印，如“不自弃”“不沽名”等。另外还在刻“聊斋”故事印，并说已刻一百方。此外还有崂山主题作品，已刻了四十余印。由此看，老师的创作量的确是惊人的。他在信中也建议我挤些时间多刻些印，最好是成套的，这样可以锻炼和考验自己的综合创作能力。

同时，老师仍念念不忘购入各类书刊，只要说到这个话题，他便像着魔似的来了劲头。在1月7日早上写就的来信中，老师便急不可待地显露出已经购得上海书画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和预订方去疾先生新著《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的喜悦心情。

不到一周，老师来信讲：“近日我的身体很差，有时血压很高，心绞痛也频繁，只能吃药休息自己调养……但我的精神尚好……加上工作单位比较理想，所以我觉得松快。如身体稍好，我将赴京去邓师家整理他的遗作，还想写一本研究的东西，时间不妨半年左右。”

岂料刚过半月，老师的身体又出现问题。他在1月26日的信上说：“我现在除了印谱愿意看，对其他的书画等均不感兴趣，这大概是患病者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信心而引起的内心烦躁的反应吧？我已好久没刻印了。”尽管这样，老师还是没忘记已经答应山东艺术学院的讲课一事。还说道：“诚如你来信所讲，中国书画本来是同源的，书法又是绘画和篆刻的支点，如果对书法的认识有限，那对其他传统艺术门类的理解就必然不会深刻。关于这一点，尤其需要对青年作者多加灌输。四月份如果我去‘山艺’，一定会反复阐述这一观点。”

这样的长信老师许久未写了。在那封信中，老师又一次谈到了我的印章创作。他说：“你的印还未被人重视，是因为‘识货’的人太少了，他们本人的水平就有限。当然这不是说你的创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但我认为是具有个性的艺术品，不是像那些趋奉时贤明流的印人讨好外行人所称道的，当然更不是东北程与天之流的新流派。你的印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应该在书法上再狠下点功夫，到那时再出来的作品，肯定比现在的要好。正如你同时读画渐渐能够读懂的道理一样，这是缺一不可的。”并且说：“你的同辈印人中也有出类拔萃的，但在总体风格上审美不当，往往会出现偏执或者说是过野的现象，所以说创作上的这个尺度的确难于把握。”还说：“如果你能从一家篆书书写习惯中跳出来，那对你将来的发展将会发生不可估量的飞跃。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古往今来的大师们，每跨一小步都不知花费多少心血和努力，但愿你能理解我的话。”

在老师的性格深处，有种一诺千金的君子之风，尤其是在答应了任何事情之后，他一定会兑现自己的所有承诺。

看来，一时老师自己感到身体无大问题，因此决定去济南山东艺术学院，应邀作长达二十多天的专题讲座。老师是11月27日出发的，次月21日回到青岛。他在12月23日的来信中说：“这次赴济讲学……大家抢着复印我的印集，每本两元每人一册，七八十本一抢而空，可见我还能吓唬住一般人的。在德州我还游了苏禄王墓，人家竟把我当外宾接待，足见地方之土了。”还说：“如果明年身体好些，将作西安一游，然后登泰山去曲阜，反正来日苦不多了。喜欢了一辈子，眼下一点东西不看，见上帝也不好交代。现在看来在外二十多天，我的身体还算可以。”

苏白旧照

六

1982年，老师来信8封。

这年3月，老师又在长篇来信中说：“当前印章欣赏水准的低下令人担忧，从全国发表的印章作品看，可以看出读者和编辑的水平来了，特别是有关印章美学方面的见得高度的文章实在是太少了……我希望你能从这方面下点功夫，一可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艺术实践中也能再提高一步，二来对同道也是个启发帮助。老先生们要留给人们的东西太多，但往往止于口述，所以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完整书论。再者，不少有成就的篆刻家虽言传身教，但在表述上往往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理论和实践是一个实践者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此间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最后还说：“凡是成名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有独特风格的大家就有片面性，人们之所以喜欢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创见，就是偏爱他的这些所谓片面性的东西，但一旦上手了，大抵只学点皮毛而已，因此还是该从根本上去寻找。然而一般学步者往往喜欢求捷径，而不肯下功夫寻根求源。这是我近几年悟出的道理，说来简单，实践可难，你说是吧？”

这是一番太难得的专业话语，尤其对于在实践中已有心得但仍不明前路的爱好者们来说，恰恰是“指南金针”。

那年5月，老师又住院了。“冠心病怕累怕生气，但我为人生性太耿直，又愿意多管闲事，所以病好得慢些。幸而我生活起居有序尚能自己掌握规律，能按时吃药，并且你师母对我照顾周到，所以虽有时犯病，但恢复得也比较理想，请你不必过于担心。”这封5月19日来信的具款是“英心病中”。

当年7月间，老师不顾身体的虚弱，与沙曼翁先生一起被邀至河南安阳为当地篆刻研究会讲课。这是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次出远门。据回忆，主持那次学习班的，当时正是张海先生和李刚田兄。

至10月，老师已经半休在家，因病情反复，不久又进医院。

1983年，老师来信只有4封。他在1月份的简短来信中，非但不忘为友人的事操心，还一个劲儿地促我购买《书法研究》第二期和《朵云》杂志第三期。他在短笺上告知我“手抖得很几不成书”。从歪歪斜斜的笔迹看，确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征兆。

2月下旬，当我得知老师在上海书画出版社所举办的“首次全国篆刻评比”中荣获一等奖的喜讯后，当即就把《新民晚报》所刊信息寄到青岛。老师在数日后的回信中平静地说：“此次能获一等奖，全赖师友们的奖掖……作为自己来说更当努力。”

4月9日，老师来信说自己“今日钡餐透视，仍是黏膜脱垂及胃窦炎”，并说“食品糕点万勿捎来，我已吃腻”。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不忘“《西泠艺丛》有散老印迹，请务必设法购一本为要”。至4月20日，老师继续来信：“你不必挂念我的生活，今后千万别再捎带任何东西给我了。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健自己身体，还是陆放翁两句诗说得对，‘遇事始知闻道晚，抱疴方悔养身疏’。”莫非，这就是老师想要交代的临终之言吗？

自4月28日老师落款为“英心于病床上”的来信之后，此后将近一个月，再也没能见着老师的片言只语。直至5月26日，我终于得到了不敢多想却在意料之中的来自青岛方面的不幸消息，顿时泪如雨下……

苏白所刻印章

七

转眼间，尽管从认识老师起，此段历史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每当我想起老师生前的这一幕幕，此中的深深苦痛竟怎么也不会淡去。

在我所编《苏白朱迹》的后记中，我曾经将与老师交往的诸多内容作过具体交代，本不想在此文中再做重复描述。然而，每当我忆起往日情愫，假使要让我试图着意避开这些直炙五内的真切岁月，老实讲，在文字上修饰上，我委实缺少这个本领。

我当然承认，在跟随老师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印章具体创作形态上，我并未作模式传承，但是在完整审美理念和由此生发的系统认识上，恩师就是一座永放光辉的灯塔，永远照亮我不断地匍匐向前。

老师生前曾刻过一方“一尘不染”的印章，让人们记忆犹新。此刻我想，这难道不正是他的心灵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