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究竟指什么？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华美学能够承担什么样的精神滋养与文化浸润功能？中国古典美学中有哪些具有积极价值的营养元素，在中国人的现代生活中如何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审美意象，并提升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修养？如何把高深的美学理论与知识，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选择？2022年4月22日，在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安徽教育出版社主办，华东师范大学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中心、中华美学学会中国美学学术委员会协办的“中华美学精神”丛书发布会暨中国古代美学的当代研究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专家们对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朱志荣教授主编的“中华美学精神”丛书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成果凝结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中华美学的意象理论》《中华美学的感兴精神》《中华多民族美学研究》《中华书画的诗性精神》《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六本著作，以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多民族文化融合与现代转型的视野，既有对中国古代美学、哲学、艺术学重要观念、概念、范畴和命题的研究，也有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嬗变轨迹、民族融合、现代转型和影响价值的探讨，通过回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渊源，建构中国当代美学话语体系，彰显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理论与实践的独特面貌，为构建当代中国美学话语体系提供支持。

与会学者肯定了“中华美学精神”丛书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深入探寻，认为本套丛书将中华美学置于丰富的中华文化大背景中，理论与实践并进，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相结合，着力于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理论溯源，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审美教育和艺术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次学术会议以丛书发布活动为契机，围绕朱志荣教授主编的“中华美学精神”丛书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就“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华美学的意象体系建构”两大主题进行了富有创见的探讨。

一、中华美学精神：方法论、意象与感兴

“中华美学精神”丛书对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做了理论上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探寻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路径，重点关注意象理论、感兴思维方式、多民族美学以及现代转型等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朱志荣教授作为本套丛书主编以及作者之一，总体介绍了丛书写作、编撰情况。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海纳百川、不断演进的开放体系，形成了独特的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滋养着中华民族的风貌，也塑造着中国人民的脊梁。六位作者从美学研究方法论、中华美学与艺术理论、多民族多门类艺术实践等方面组编本套丛书，既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理论体系建构的尝试，也是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

朱志荣教授所著《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方法论》从方法论入手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生成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从五个方面关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即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追源溯流，从美学思想资源的角度进行阐释，从比较的角度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从美学本体的角度进行理论建构，从实践角度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五个方面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贯通了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古今发展、中西对比和现代转型等问题，以挖掘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真谛和当代价值。

中南大学毛宣国教授所著《中华美学的意象理论》，将意象放置在哲学美学的范畴下进行研究，意象以意为主体，以象为载体，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由此，毛宣国教授明确“意象”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核心范畴的地位，梳理了自先秦两汉至明清的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演进，并对近代意象研究予以回顾，阐释了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叶朗等学者的意象思想，并讨论了朱志荣的意象研究。毛宣国教授还借鉴了审美心理分析和现象学美学来阐释当代的“意象”本体论建构，并讨论了书法、戏曲、水墨山水画、园林艺术等艺术实践和创造中审美意象的体现。《中华美学的意象理论》一书还对审美意象的本体构成进行了阐释，从哲学美学、心理美学、诗学意义上对意象范畴进行了区分，辨析了意象与相关范畴“物象”“语象”“意境”的语义差异，并对意象美学的现代价值进行了探讨，强调意象美学对于阐释当代艺术和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意义。

江西师范大学陶水平教授所著《中华美学的感兴精神》将中华美学中的“感兴”思维置于艺术审美活动中进行考察。兴与感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家和美学家用以标识艺术审美特质的根本性元范畴。兴是中华传统艺术和美学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核心，兴的历史即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发生发展史。兴贯穿于中华艺术审美活动的全部流程与各个环节，生成了具有多层次丰富意蕴的美学理论体系。兴贯通了中华古典艺术审美的理论和实践，浓缩了中华艺术和美学精神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奥秘。作为一个绵延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古典美学理论传统，感兴美学在历代诗人、艺术家和美学家的艺术创作、理论建构和不断阐释中发展，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深刻关联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建构。审美活动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审美和艺术是人的自由精神活动，审美精神即是对于自由世界与超越境界的追求。精神不仅是一个心理学范畴，更是一个哲学本体论范畴。美学精神是在艺术哲学本体论和审美形而上学高度的精神追求。美学精神虽与哲学本体论息息相关，但又不是理论化的本体论知识体系，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精神或曰本体论的鲜活性存在。美学精神作为审美本体或形而上追求，生动显现在感性审美活动之中，成为人的自由生命精神最本真又最超越的感性呈现。感兴审美是“既感又兴”的生命精神活动，感兴美学是中华美学精神最为生动灿烂的感性显现和理论表征。

中国艺术研究院杨明刚研究员所著《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在世界文明的视野中探讨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杨明刚研究员立足中华传统美学面对新时代挑战下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这一立场，对比西方美学的理论资源，从传统学术现代转向、传统美学现代转向、文学艺术审美演进三方面揭示中华传统美学转型之动因、方向、范式及局限。由此体现出中华美学精神在赓续传统、继承融通、嬗递潜变中所具有的坚韧生命力。

二、中华美学精神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本套丛书也从中华多民族审美与艺术实践、中华书画艺术审美实践中归纳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和艺术实践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四川大学李祥林教授所著《中华多民族美学研究》以中华多民族美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为立足点，贯通人类学、民俗学和美学、艺术学等学科，以开放包容的目光考察各民族美学之间多元互补和彼此交融，以及由此互动性地生成的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拓展研究对象，从族别到族际，对多民族文化美学艺术进行探究；转变研究理念，对中华美学艺术从局部区域关注走向整体格局把握；拓宽研究领域，以多民族主体并重的理念关注中华美学与艺术。在研究方法上，李祥林教授注重纸上文献、地下文物、活态田野等多重证据的运用，结合传统与当代、主流与民间、文献与田野等对中华美学与艺术加以考察、把握和阐释，对其概念、思想、符号等方面展开系统的梳理、辨识和探讨，既有整体视角，也有个案研究，从而为中华美学与艺术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江苏大学张同标教授所著《中华书画的诗性精神》认为，中华美学与艺术中的许多理论，需要借助具体的作品和体验来进行论证，因而以别具中国特色的书画创作与欣赏为研究对象，寻找中华书画艺术审美精神。基于此，张同标教授关注书画创作者、书画作品以及品评者所蕴含的诗性精神和东方美学话语体系的独特性。中国书画艺术中所体现的“品格”是其关注要点，是区别于西方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张同标教授尤其指出“文人”在中国书画艺术创作中所发挥的指导性作用，在中国书画品评中所形成的美学基调指导了书画艺术创作与审美的走向。

与会专家在听取丛书作者报告后，也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评议。南开大学薛富兴教授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华美学精神”的概念，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精神的发源，在民族性的基础上，还应挖掘中华文化的普适性，即用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研究中华文化的普适性问题，这也是朱志荣教授研究方法框架中所体现的自觉意识。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研究方法的落地与实践。

扬州大学古风教授认为本套丛书将中华美学的“精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对中华民族注视的回应。“中华美学精神”系列丛书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研究的重要成果，既有对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也具体地细化探讨了“意象”“感兴”这两个重要范畴，还有对多民族文化主体的有意识强调，体现出本套丛书细致、自觉的研究特点。

江苏师范大学朱存明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丛书对中华美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对中华美学精神进行追源溯流，还关注其在当代的实践价值。本套丛书也注重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将研究置于世界美学的视野之中，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

中国传媒大学施旭升教授则从传媒的角度出发，肯定安徽教育出版社一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丛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构筑了重要的学术品牌，使学术与出版形成了良性互动，相信学术界也会获益于本套丛书的出版。

复旦大学谢金良教授探讨了本套丛书关注“多民族”美学的整体性视点，同时讨论了“多民族”与“少数民族”在美学研究中的主体界定问题，认为这一界定对后续学界的研究具有指引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余开亮教授以“什么能代表中华美学精神”为切入点，指出丛书中所关注的“感兴”“意象”两大范畴、书画理论的诗性精神、多民族美学以及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都是在回应这个问题。

同济大学邹其昌教授认为关于美学的探讨应该“以理入手”，意象美学也与理学密切相关。比如朱熹所提出的思想就值得深入挖掘，美学研究者应该关注其所提出的概念问题，并对其进行阐释。以理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精神，也是与西方以神学为代表的美学体系的重要区别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崔树强教授从书法美学出发，认为本套丛书在中华美学精神的整体大背景下审视书画艺术创作，对书法美学研究具有示范意义。除此之外，本套丛书集方法论、意象与感兴范畴、书画艺术实践、多民族美学以及中华美学的现代转型于一体，理论上自成体系。

扬州大学简圣宇教授同样关注中国古代美学如何在现代激发活力，他认为本套丛书挖掘中华美学精神中可与西方进行对话的部分，将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上海师范大学黄立教授从中外交流角度，认为中国理论在外传和西方接受的过程中，被西方学者吸收利用，试图以中国理论解决西方发展问题，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国际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关注。

三、中华美学精神与民族文化自信

以“中华美学精神”丛书发布为契机，与会专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问题，从传统美学理论与范畴、美学制度与方法、美学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各门类艺术实践等方面展开讨论。

复旦大学谢金良教授从易学传统出发，强调易学与审美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中国美学思想始终以运用易学追求审美的方式来建构思想体系、阐明哲学道理、创造审美文化、包容异域文化，这启示我们只有运用好易学知识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华审美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切领悟中华审美文化的奥妙，更加深入体悟中华审美文化的境界，始终围绕太极中和的原理与智慧使中华文明得以持续不断地传承与创新。正因如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重视易学与审美的结合研究，更有利于深入认识宇宙世界的宏观与精微，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生活中正确地体悟“道”并感悟“美”，真正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南开大学薛富兴教授讨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范畴问题，以“精致化”这一发展性范畴对自汉至明清的艺术路径进行讨论。古典艺术的精致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艺术领域的专业化分工，诸门类艺术建立为核心内涵的古典审美形态丰富化，它实现了古典艺术格局由简至繁的转变；二是诸门类艺术语言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古典艺术创作之自觉、体现了诸门类艺术之特性与普遍法则；三是艺术创作追求精益求精，各门类艺术迎来巅峰时刻；四是各门类艺术批评产生，形成与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良性互动局面。薛教授认为精致化是自然与人类文化进化共享的必由之路，一部古典美学史就是古典艺术自我 “精致化” 的历史。

山东大学李新教授探讨了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虚实”概念发展与流变。李教授通过梳理“虚实”概念的发展演变及历史沿革，阐述中国古今文艺理论家有关“虚实”的思想观点，以体现“虚实”理论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性，从而论证重提“虚实”思想的研究意义与价值。李教授分析了汉语文化语境、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国美学中的“虚”“实”观念，他认为在辩证统一的前提下，中国传统美学以“虚”为主，以“实”为辅，二者呈相互交融，不可分割之态。由此，李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艺术理论中的“虚实”，包括对“形神”背后的“虚实”关系、“隐显”对应的“虚实”意蕴、“意境”蕴含的“虚实”概念、“情景”体现的“虚实”理念等问题的看法。

南京大学李昌舒教授讨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另一种考察路径，即从士人美学出发关注士人在中国古代美学中所发挥的多维度作用。李教授结合微观、宏观视点，从政治思想史、美学演变史和士人心态演变等方面，研究士人及士人美学在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等方面的审美范式。

四、中华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美学与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型与当代价值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宋伟教授从现代性视角出发，探讨了现代性隐忧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转换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来自现代性的兴起，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条件下的“转换”是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关键。这个目标需要我们认清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在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中华美学精神，对于弥补现代性工具理性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异化分裂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思想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余开亮教授讨论了当代审美相关性这一重要范畴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问题。对艺术、审美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既带来了审美主体的发现，同样也带来了现代性的隐忧。因而，从审美相关性角度研究美学要从语境入手，不将审美孤立出来，而关注在语境的互动之中所形成的审美。审美相关性对审美非功利性和形式主义进行了批评，打开审美分析的多重维度，从而使审美与其他价值得以贯通。但需要注意在打开相关性过程中，同时要保证“审美”的独立性，不能划入伦理等其他范畴之中。相较于注重独立心理状态和形式分析的现代美学，“审美相关性”研究为中国古代美学提供了更为切近的学术阐释路径。

上海师范大学王宏超教授关注当代学科制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探讨中国现代美学的学科制度与知识谱系。中国近现代美学的研究中，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新论题正在凸显，面临着研究范式转换的局面。第一，从思想史角度看，学界的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一般上溯至晚明或晚清，这对于我们理解近代西方所带来的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从概念史研究看，现代美学建设还要关注术语的建构问题，包括概念史、观念史的研究等。第三，从学科史发展看，中国美学是如何进入中国学术制度和学科制度之中的，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五、中华传统艺术门类中的美学精神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崔树强教授谈及中国书法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认为一方面，书法艺术较少受到西方美学影响，因而更多保留了中国美学的特征，可以作为建构中国美学话语体系的珍贵材料。另一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书法界曾热议书法美学的特质等问题，但随着学术思潮和治学路径的转向，书法美学研究渐渐冷落。现在学界对书法美学的研究表现为古代书法美学史的编写、对书法美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书法审美心理的探寻、对书法美学家的个案研究等方面，但是还缺乏整体性的书法美学理论建构。崔树强教授建议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中国书法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是汉字美学与书法审美意识的发生，要借助文字学、民俗学等学科，从汉字的线条、结构等研究书法如何生成美的要素；二是研究书法自觉时代的风格成熟、流派形成、制度因素等方面的推动；三是研究中国哲学与书法在精神层面的内核共鸣与互动，甚至将其置于中西哲学的对比中审视书法的独特性；四是研究书法艺术的范畴形成以及对书法批评的影响；五是研究书法艺术对人格的熏陶，研究书法在人文、美育等方面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江苏师范大学朱存明教授从汉画像石艺术中看中华美学精神，他指出汉画像石艺术以其丰富的象征形式，表现了中华民族审美的观念，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原型结构，更接近民族精神的基因。汉画像石艺术通过其隐喻的象征图像与符号，形象地传达汉代充满神秘色彩的、蓬勃向上的时代美学精神。当代的汉画像研究也呈现新态势，结合当代图像研究、视觉文化研究、图文关系研究、多媒介传播等新的研究方法，分析汉画像艺术中所表现的早期中国向帝国文明的发展过程和其创造的意象世界。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华传统艺术中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中华美学精神的意象创造。

江苏师范大学兰芳教授关注中国古代造物美学理论体系研究。造物美学研究打破了以往艺术研究、美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民族艺术研究、现代设计艺术研究与图案学之间的一些壁垒，将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中的创造智慧相关的研究融成一个总的课题。物质文化研究的注入也扩展了造物研究的范围，除了聚焦现代工艺美术的领域，也关注考古材料、民间工艺、墓葬随葬品等物质材料。造物美学的研究通过还原古代器物的历史情境，以中国古代造物美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探究物在历史语境中的文化意义，是沟通设计学与物质文化研究的桥梁。兰教授从中国古代造物的美学研究、现代造物设计学研究、现代造物设计的作用三方面构筑造物美学研究，从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挖掘造物的材料、历史、文化脉络，搭建理论体系、器物体系、应用体系为一体的造物美学理论体系，为现代设计服务。

中国传媒大学施旭升教授在点评时指出，中国古代美学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和完成的知识体系，而是与20世纪以来的学科建构、西学影响、自我反思密切相关，是中国整体美学建构生成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古代美学是属于古代的，也属于当代的，因而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现代隐忧与当代价值的探讨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六、中华美学的意象建构与中国人的生活

与会专家还就中华美学的意象体系建构问题做了进一步研讨，即如何建构以“意象”理论为中心的美学体系。中国传媒大学施旭升教授讨论了意象消费与意义重构问题。施教授从消费时代背景下的意象设计中拼贴化、格式化、模式化等倾向以及艺术商品化和意象消费化的现象入手，分析其所带来的现实取消、审美距离消除等问题，讨论享乐主义和后现代转向中意象消费的实质。作为消费领域的意象之于现实具有明显的否定性，意象“距离感”的消失与“消费化”的实现，实质上是对于传统的意象体验品格的消解。就其进程而言，意象消费似乎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进入当代的文化生活的，表现为意象形态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削减、稀释、软化，带来了人文意义的消隐、深度模式的削平、现实世界的被遮蔽、使得审美接受的愿望被窒息等问题。因而呼唤当代艺术文化的转型，从意象的消费走向意义的重构，从消费至上走向主体的自觉与自适，成为当代艺术文化自我救赎的一条必由之路。

武汉大学王怀义教授比较了《周易》与西方摹仿美学，以中国艺术实践与批评为主体，揭示中西摹仿美学不同的表现形态及历史发展，为重建中国艺术精神和话语体系提供参照。他认为“西方美学的特点在于后者强调再现和摹仿，而中国美学强调表现和写意”这一看法将中国固有的摹仿论或再现论思想剪裁掉了。《周易》 以“观物取象”为思想基础，以“象也者，像也”为语义中心，使用“临”“拟”“则”“法”“冒”“覆”等一系列表示摹仿含义的词汇，提出以“准拟”为基础的摹仿论思想。这些思想观念和词汇同时被使用到以书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创作和批评中，形成中国艺术史上独特的摹仿与再现传统，从而与西方柏拉图等人提出的摹仿说形成对照。

苏州大学王耘教授就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荒野”意象进行讨论。“荒野”是荒野哲学乃至当代西方生态文艺学的核心意象，但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一术语作为一个明确的范畴却并没有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出现过。因此，他希望通过四种与之相似的范畴来还原这一范畴的内涵——如所历时间之“废墟”、所处空间之“边境”、所担角色之“民间”，所思意境之“寥廓”，来勾勒“荒野”所可能实现的精神想象的轮廓，显然，“荒野”不是一个单一的固有印象，而是各种文化边缘印象叠加组合的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黄立教授基于主客关系的中西意象比较，探讨了意象创构过程中神思与意识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中西方意象都从审美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艺术再现出发，将主客体互动统一于意象的形成过程之中。神思体现了我国传统意象的物我合一，西方学者对主体意识的强调使西方意象形成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我国传统意象的直观感悟式解读虽然带来意象概念的含混，但却为意象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带来古典诗词的多义性和富含言外之意的美学特质；体系完备的西方意象理论对主体意向性的过分强调却使审美主体不断陷入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质疑和对自我超越的追寻。

扬州大学简圣宇教授则探讨了宋代意象理论发展的理学因素。理学理论给意象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构筑了“天人合一”的基础性观念，二是引入了“气象”审美观，三是带来了“理趣”的批评概念。宋代理学完整地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并且由此建构了万物关联的基础性观念。以朱熹和严羽为代表的宋人侧重讨论“气象”，将其应用于文论的讨论和批评之中，在当时文人群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还将“理趣”观念注入对意象的讨论之中，让意象表现出宇宙秩序，也充满生命的趣味。理学推动了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自然观念的非宗教化进程，对于接下来明清时代的意象理论，乃至整个明清美学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邹其昌教授在评议中认为意象研究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讨论。围绕着意象，期待学界研究的新进展。最后，朱志荣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

“中华美学精神”丛书是六位作者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期待各位学界同仁的指点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