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技术，可谓当下的重大课题。它既关系到我们对文明史的总体看法，也关系到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基本判断。技术史的书写因此有着超出专业范围的思想意义，优秀的技术史写作必定要有广阔的文明史视野，在穷究技术发明和传播的细节之外，还要留意人类看待技术的不同眼光，反省既有的史学范式。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就是其中一部优秀著作，书中的“技术对话”（technological dialogue）概念尤其值得注意，是全书要义所在。

作者提出技术对话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我们通常以一种技术转移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传播。比如，以为英国人以一国之力开启了工业革命，通过殖民和贸易将现代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一种技术转移叙事在简化史实以至于扭曲实情的同时，也扭曲了我们的文明观。好像东西方之间有着决然的界限，现代性以一种历史的必然发生于西方，随后转移到全世界。

事实上，欧亚大陆之间的技术对话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在这场对话的前半段，亚洲占据绝对优势。“1100年的时候，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尤其在冶铁、河运和农具制造方面。桥梁设计和纺织机械也在迅速发展。在上述这些领域，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的技术才堪与11世纪的中国匹敌。”不过，宋代中国不是一个孤岛，而是与波斯、印度发生了重要的技术对话。两位作者都与中国有渊源，原作者佩西1937年出生于云南，修订版合作者白馥兰是著名汉学家、李约瑟研究团队成员。但他们并不是要在破除西方中心论之后，转向同样狭隘的东方优越论。“技术对话”倡导一种“天下一家”的全球共同体观念，“天下一家”这四个汉字赫然写在英文原版的题献页上。当然，技术对话仍然具有某种技术转移的性质，只不过作者强调其中的多义性、复杂性：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接受中有着基于自身处境的改造，这种改造在某些时候甚至能够反哺回去；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在多种因素的交错中、在具体的环境制约中演进。

技术对话不仅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且发生在政治、文化、瘟疫、人口等要素与技术领域之间。比如，作者将欧亚大陆技术对话的转折点确定在14世纪。一方面，“疫病和政治斗争破坏了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之间直接的陆路交通”，另一方面，“技术思维模式也开始出现分歧”。而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政治和瘟疫导致的人口变化。黑死病让劳动力匮乏的欧洲对机械产生了更多兴趣，而明朝的长久和平让机器替代人力变得没有意义。

技术对话还发生在不同技术之间。中国在11世纪、英国在18世纪，因为同样的环境制约（木炭的短缺）而各自开发了焦炭高炉技术。相似的技术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工业运动，乃是因为蒸汽机在同时期的应用。“对于蒸汽机的发展来说，它很幸运有这么多矿井亟待其帮助。”因为最初的蒸汽机除了抽水就只能用作花园里的装饰。蒸汽机大大推进了煤炭开采，使工业革命摆脱了能源约束。类似的技术对话没有在中国发生。

技术对话让技术史成为文明史，并且是一部文明之间、文明各领域之间密切对话的历史。这让我们得以摆脱一种过于简化的历史观，也让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判断当下的技术进展。重要的不是单单某方面的技术进步，而是一种技术革新能否形成“一个浪潮的聚集势头”，并且化为一个文明体的发展势头。

对于当下来说，更重要的对话恐怕还发生在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有关于此，全书虽着墨不多，可相关论述仍然富有启发性。一方面，科技并非本然一体，漫长的技术史绝大部分并不发生在实验室或大学里；另一方面，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才愈发不可分割。而这样的科技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也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未知命题。

作者系同济大学副教授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英]阿诺德·佩西 白馥兰 著
朱峒樾 译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