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国代表团启程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特别关照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到纽约后去看望顾维钧,但不要用官方名义,也不必提是自己要她去的。
章含之的养父章士钊是顾维钧的故交,她便以晚辈身份登门。那年顾维钧已年过八旬,在女儿顾菊珍家里会面,并共进晚餐。章含之按毛主席的嘱咐,向顾维钧介绍了大陆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说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章含之后来回忆说,顾维钧精神极好,步履矫健,对大陆情况极有兴趣,但回避了访问邀请。回国后,毛主席第一时间召见章含之,详细询问了见面情况,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此事当时无人知晓,顾维钧不在自己家会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官,顾维钧此时已退休多年。在他漫长的外交生涯中,至少有两个高光时刻。其一,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就中国对山东主权据理力争,最终拒绝签字;其二,1945年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这两次,顾维钧都作为本国主要代表与会,他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才干,是中国近现代外交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顾维钧成长在上海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从小生活在华洋杂处的开放口岸,有主动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也有目睹外国人在租界享有特权而激发的民族情感,两者交融汇合,形成了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
进入外交界后,顾维钧立志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努力让中国进入国际社会。但当时毕竟国力有限,顾维钧有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更多的却是委曲求全的苦涩回忆。他的经历是近现代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他所面临的困难和经历的失败,也是时代的局限。
顾维钧外表俊朗,谈吐柔中有刚。在他将近百年的人生中,从事外交和国际法院工作长达50多年,外交官气质融入他的言行,乃至血液之中。有一次,顾菊珍看到一篇文章,说顾维钧一生有28个女人,在餐后闲谈中提起,顾维钧很自然地当即反问:“只有28个?”
顾维钧晚年,唐德刚为他做口述史。作为历史学者,唐德刚为胡适、李宗仁、张学良等人都做过口述史,跟他们交谈随意,唯独顾维钧对他始终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唐博士”,弄得唐德刚也只能毕恭毕敬,有些问题到了嘴边却问不出口。在他看来,顾维钧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办外交,永远披着一件外交官的大礼服。
人物档案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字少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官之一。历任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公使、大使,曾任外交总长、国务总理,退出外交界后任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85年在纽约逝世,享年98岁。
访谈嘉宾
金光耀:1954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著有《中华民国史》(第十卷,合作)、《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合作)等。
徐景灿:1940年生,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老旗袍馆馆长,顾维钧夫人严幼韵的外甥女,著有《中国望族旗袍宝鉴》(合作)等。
赵庆云:1977年生,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等。
和会之痛
高渊:顾维钧第一次成为“明星外交官”,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但也有人认为,年仅31岁的顾维钧入选中国代表团,为后来的内部不和埋下了伏笔?
金光耀:当时北京政府派出的和会代表,除外交总长陆征祥外,驻欧美国家的外交使节是主要人选。顾维钧尽管年轻,但以他驻美公使的身份入选,应该在情理之中。
问题是,巴黎和会根据对一战的贡献大小,将参会国分为几等,英、美、法、意、日为第一等大国,可派5名全权代表,中国被列为三等,只能派两名。而北京政府对和会期望很高,提前委派了5名代表,都在和会开幕前到了巴黎。
因为每次会议代表可以轮换,陆征祥决定全权代表仍为5人,排列顺序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顾维钧得知后,主动提出自己最年轻,排第五为宜。陆征祥就将顾与施的位置对调,而魏宸组负责起草文电和内务,不必靠前。排名电告北京后,有官员认为,这5名代表中能力最强的是顾维钧,经总统徐世昌批准,将顾维钧提到第二位。
高渊:这一改排名,就出了乱子?
金光耀:收到北京的委任电后,顾维钧感慨,这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因为施肇基是顾维钧赴美留学的带路人,魏宸组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王正廷曾任署理工商总长、参议院副议长,谁都比他资深。
果然,代表团内部分歧丛生,意气之争层出不穷。比如,对顾维钧负责起草的关于国联备忘录,王和施提出严词批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他们的批评都不对题,显然是有意使陆征祥和自己难堪。
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评论说,大敌当前,竟有人不惜运用阴谋,争取席次。代表团一度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北京方面将排序改回了陆、王、顾、施、魏,但裂缝已难以弥合。
高渊:颜惠庆说的“大敌当前”,指的是什么?
金光耀:这要回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就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扩大在华权益。它迫不及待地向德国宣战,占领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随后,日本驻华公使以违反外交礼仪的方式,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勒索中国权益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山东权益、东北权益、长江流域权益、福建权益,以及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中日合办警察等。日本此举,将其侵华野心暴露无遗。
当时北京政府就认识到,山东问题要等战后召开和会才可能最终解决。当中国对德宣战加入一战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具体的谋划。顾维钧更认识到,战后和会是中国外交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
高渊:这个机会最终丧失,主因是什么?
金光耀:还在美国留学时,顾维钧就认识到日本外交的欺骗性,他指出言行不一是日本外交的特征,就此提出“联美制日”的主张。
在启程参加巴黎和会前,顾维钧向美国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即领土完整、维护主权和经济财政独立。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阐明对和会的期望和要求,得到了美国支持中国的承诺。
但在和会期间,美国突然变卦。当时意大利代表团因领土要求未获满足,宣布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因山东问题也退出,和会将走向失败。而让和会进行下去,最终成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首要目标,为此他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
高渊:对此变局,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是如何应对的?
金光耀:代表团提出三种选择:一是照意大利办法全体离会回国,二是在和约上签字,三是签字但不承认山东问题条款。但具体如何选择,团内分歧严重,于是决定请示北京。
当时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国内,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民众群情激昂。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最初主张不签字,后来又指示对山东条款保留的前提下签字,再后来指示先争取保留签字,如保留不成就全约签字。
1919年6月28日下午3点,是和约的签字时刻。这天清晨,顾维钧约见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中国的要求被明确拒绝。顾维钧表示,中国已经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天下午,中国代表团集体请辞,并发表了不签约声明。
高渊:顾维钧当年说,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在中国历史上。但也有人认为,这一天还是有一点亮色的?
金光耀:中国的合理要求被拒,这显然是一个悲伤的日子。但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维护了国家尊严,顺应了国内民意,打破了近代以来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拒签行动开创了敢于抗争的先例,对于此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巴黎和会前后的顾维钧
升迁之速
高渊:对于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应该如何评价?
金光耀: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先后提交了四个重要文件,即山东问题说帖、对德奥要求条件、废除《中日民四条约》说帖和中国希望条件。顾维钧主持起草了前两个文件和最后一个文件近一半的内容,他在代表团中的作用可见一斑。
顾维钧还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对美外交。代表团刚到巴黎时,为了更好地跟美国沟通,他拟了一份工作计划,开列7个问题,让大家分头准备。他自己承担了其中的4项,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和恢复中国关税自主。和会最后关头,顾维钧担负起整个代表团的重任,先后与和会秘书长、美国总统、美国国务卿、法国外交部长等会面,还给威尔逊写信,对山东问题据理力争。
而且,他在和会上代表中国发言。按代表团成员资历,本来轮不到最年轻的顾维钧,但其他人要么没有准备,要么临阵退缩,顾维钧因为对中日问题早有研究,当仁不让地挺身而出。
高渊:顾维钧是怎么进入民国外交界的?
金光耀:那是在1912年初,24岁的顾维钧正在美国准备博士论文,突然接到中国驻美国使馆通知,说刚刚担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请他担任英文秘书。他后来才知道,是国务总理唐绍仪的推荐。唐曾在美国见过顾维钧,对他印象深刻。
当时顾维钧毫无心理准备,就以还未完成学业为由婉拒。他的导师穆尔告诉他,读国际法和外交学的博士,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促成此事,穆尔为顾维钧的博士论文答辩开了绿灯。
顾维钧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高渊:顾维钧初入民国官场,是怎么表现的?
金光耀:在总统府,顾维钧负责袁世凯会见外国高官和使节的翻译,起草在外文报纸刊登的政府声明或公告,处理总统的英文函件等。
他同时进入外交部,第二年就担任参事,负责与英美国家使馆的联系。当时外交部设总长、次长各一人,下设参事和司长各4人。顾维钧建议成立档案科和翻译科,提升了民国初年外交部的专业化程度。
“二十一条”问题的处理上,顾维钧充分利用与美国驻华公使的密切关系,主动向美国透露内容,争取了外交主动。报人王芸生在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认为,“二十一条”交涉中我国的外交错误很少,高度称赞了官位不高的顾维钧的外交活动。
高渊:顾维钧回国仅三年,27岁就当中国驻美国公使,31岁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发声,34岁出任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界的蹿升速度为何这么快?
金光耀:他进入外交界时,正是中国外交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外交专业人才。那时候,诞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他们大多是留学生。而顾维钧不仅掌握外语,还是国际法博士。
另外,顾维钧有京城三大美男子之称,进入民国官场后,唐绍仪主动让女儿唐宝玥跟他接近,并很快订婚。袁世凯还想把第五个女儿嫁给他,但晚了一步。
虽然才貌俱佳,但让这个只有27岁,没有驻外经历的年轻人担任驻美公使,这是极不寻常的。民国初年列强歧视中国,外交关系最高级别就是公使级。在中国外交史上,这是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纪录。
谈判之艰
高渊:很多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止于巴黎和会,其实在和会结束两年后,还开过华盛顿会议,其中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山东问题?
金光耀:当时,美国日益感受到日本扩张的威胁,为了确保它在远东的地位,也为了国内的裁军呼声,美国与英国决定在华盛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裁军和远东问题。
巴黎和会结束后,顾维钧就改任驻英公使了,同时兼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这个安排是方便他两者兼顾。他从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那里,得知拟议中的华盛顿会议后,马上向外交部报告,认为此次会议对中国前途关系重大,建议政府及早筹备并给予指示。
高渊:当时的北京政府作何反应?
金光耀:1921年8月,美国总统哈定向英、法、日、中等8国发出参会邀请。中国代表团由外交总长颜惠庆组建,鉴于巴黎和会时的排名风波,他先私下得到顾维钧愿意排在驻美公使施肇基之后的承诺,然后组成了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的代表团,施肇基任首席代表。
后来伍朝枢没有成行,中国代表团实际是三位全权代表。他们的分工是,施肇基负责外国驻华军队撤军和撤销及移交外国邮局问题,顾维钧负责山东问题、关税问题及租借地、势力范围、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并监督代表团的对外宣传工作,王宠惠负责收回租界和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
由此可见,顾维钧承担了最多的工作,包括最受国内关注的山东问题,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最为棘手的问题。
高渊: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持怎样的策略?
金光耀:顾维钧多次强调华盛顿会议的重要性,就是提醒政府要避免巴黎和会的结局。他建议中国在会议上的提案不要贪多,具体可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为原则,共四种:要求各国担保尊重我国主权及领土完全,以杜外患;要求废除条约上各种不公平之束缚限制,求自由发展;申明赞成各国在华工商业均等主义,并于全国一律遵守;宣告我国建设计划大纲,以慰各国期望。
从列出的这些问题看,顾维钧将华盛顿会议看作巴黎和会的延续,和会的失利阴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希望这次能完成未竟的任务。
高渊:山东问题是如何交涉的?
金光耀:顾维钧先探美英口风,发现两国都希望在华盛顿会议之外由中日谈判解决。这跟顾维钧此前的建议相似,就是可在华盛顿会议之外交涉,但地点必须在华盛顿。
北京政府一开始希望将山东问题列入华盛顿会议议程,而日本则认为山东问题与本次会议无关,应该另择时间地点由中日直接谈。最终这两项建议都未被会议主办方接受,而是选择了顾维钧方案。中日会谈时,美英代表到场,最终交涉结果提交会议,这显然对中国较为有利。
中日之间的会外交涉历时两个月,进行了36次会谈。按照中国代表团的分工,顾维钧是中方主要发言人。
高渊:中日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金光耀:在华盛顿会议前,日本已宣布归还胶州湾租借权,这次会谈的焦点是胶济铁路的归属,这是中日分歧最大、争辩最激烈、费时也最多的议题。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中国以何种方式收回该路,日本坚持中国向日本借款赎路,以求继续控制铁路,中国则提出或以现款赎路,或以国库券12年内分期付款,但3年后可一次付清,以尽快收回路权。
在复杂的交涉中,顾维钧的灵活应变起了关键作用。在顾维钧等人的努力下,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以国库券赎路已有允意,后来却突然变卦,坚持中国借款赎路。困境下,顾维钧请美英出面,日本不得不作出一些退让,提出同意以国库券赎路,期限15年,5年后可先行付清,该路雇中日会计长各一人,并雇日本人为车务长。
此时华盛顿会议已进入尾声,美英希望中日交涉尽快结束,表示对日本的新方案很满意,希望中国能接受。对这一方案,中国代表团内部和国内都有反对声,顾维钧认为方案虽然不完全公道,但中国可得的也不过如此了,是可以接受的。
高渊:山东问题的最终签约,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
金光耀:1922年2月,中日在华盛顿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条约对胶济铁路的处置采用了日本方案,同时对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军队从山东撤退等事项作了规定。巴黎和会遗留下来的山东问题,终于有了结局。
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会议具有特殊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与列强的交涉中,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争回一些权益的外交活动,与巴黎和会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成功离不开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而顾维钧等外交官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高渊:有意思的是,巴黎和会中国失败,顾维钧大获赞誉,在华盛顿解决了山东问题,他却受到不小的争议,对此你怎么看?
金光耀:顾维钧在谈判中,跟外交部存在一些分歧。外交部的某些主张,比如反对与日直接交涉和主张现款赎路,看上去很强硬,实际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舆论。现款赎路需2500万美元,而当时只募集了不到50万美元,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
相比之下,顾维钧更务实。当时被批评迫于美英压力让步过多,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外交上的妥协。民众希望立即收回应有权益,当然是正当的。但对一线谈判的外交官来说,必须审慎考虑所面临的现实,采取适当的策略,以尽最大可能争取最有利的结局。
当时,中国并不具备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条件。因此,在声明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的前提下,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局部妥协,以先争回某些权利,是切实可行的选择。正如顾维钧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作为个人立身的箴言,但不适用于一国的外交。
1920年,顾维钧(前排左二)参加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
态度之变
高渊:华盛顿会议之后,顾维钧回国担任过外交总长,甚至一度出任国务总理,后来又担任驻法大使和驻英大使。但他外交生涯的又一个高峰,要到二战即将结束之时?
金光耀:对,1944年8月至1945年6月,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无疑是他外交生涯的又一个巅峰。
二战爆发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顾维钧认为新的国际组织迟早要建立,他草拟过一份计划,不断加以修订。其中,对投票表决问题,他主张如改国联的全体一致原则为多数原则,必须常任会员国全体赞同才有效,这是为了加重中国的地位。
任驻法公使时的顾维钧
高渊:但一开始,顾维钧并不是中国参加会谈的人选?
金光耀:1944年8月,美国发起了筹建新的国际组织的会议,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与会国是美、英、苏、中四国,预示这四大国将是未来国际组织的重心。
外交部最初拟定的与会名单上,顾维钧不在其列。后来经人建议,加上了他和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魏道明接到外交部的电报后,自认为以其驻在国大使的身份,理应排第一,就这样通知了美方。但最终,蒋介石确定顾维钧为首席代表,这让魏道明十分尴尬。
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另一个尴尬是,当时苏联以没跟日本开战为由,不愿与中国坐在一张会议桌上。最后采取了开罗会议模式,第一阶段美、英、苏三国开会,第二阶段美、英、中三国开会。
高渊:在敦巴顿橡树园,顾维钧是否又遇到了类似巴黎和会上的内部不和?
金光耀:顾维钧抵达美国时,第一阶段会议已经开始。原计划第一阶段结束后立即转入第二阶段,但顾维钧提出推迟几天,原因就是要统一代表团内部意见。
当时美、英、苏三国达成一致的是,新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下设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大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有常任席位,大会重要决议需要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一般决议以简单多数决定。
对此,中国代表团内部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三国草案与中国的要求相差甚远,中国应该提出自己的建议,不管那三国有无可能接受。但顾维钧认为,这一立场不切实际,以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不宜拒绝,当下的关键是必须维持中国的四大国地位。
内部讨论的结果是,在第二阶段会议期间,中国以补充意见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顾维钧在会上提出7点补充意见并作说明,美英两国并不完全赞同,随后就分歧之处展开讨论。
在补充意见未被全部接受的情况下,顾维钧再次力排众议,认为应该在协议上签字,并获得了国民政府的认可。这显示了顾维钧对中国的实际地位有自知之明,他的首要关切就是力保中国的大国地位。
高渊:在顾维钧内心,是否担心中国可能跌出四大国,他的主张是务实还是软弱?
金光耀: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居大国地位,内心有小国忧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能否成为一个大国,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全局性问题。
对此,有些人主张,中国不必强求大国地位,因为中国无法像美、英、苏那样真正享有大国特权。顾维钧认为,正因为有差距,就更要积极进取,定下了必须维持四强的基调。
作为首席代表,顾维钧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他力主采取现实灵活的应对策略,不拘泥于某些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获得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
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美、英三国首席代表
高渊:但在第二年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却一反常态,态度非常强硬?
金光耀: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请柬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和法国临时政府发出。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确认。
在《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讨论中,顾维钧并不迁就美国。比如托管制度,最初美国提出在国际组织监督下,由受托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意在取代殖民地制度。这一主张遭到了殖民帝国英国的强烈反对,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太平洋地区必须在美国控制之下,因此主张将该区域列为战略地区另类处理。
方案遭到不少与会国特别是小国的反对,中国代表团认为,宪章中对托管地的未来前途,须在自治之外加上“独立”字样,但遭到美、英、法等国反对。
对此,顾维钧代表中国4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形成中国与美英尖锐对立局面。休会时,美国代表私下说只要中国同意,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的回答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殊利益,只是希望将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由于中国的坚持,“独立”最终被写入了《联合国宪章》。
高渊:顾维钧是因为中国大国地位已经确定,所以放开表达中国立场了?
金光耀: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顾维钧将确保中国的四强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与美英商讨中多有妥协。但在旧金山会议上,顾维钧不再心有顾忌,在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布、托管地的最终独立等问题上,完全从道义原则出发,跟其他大国考虑一己私利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中国对《联合国宪章》作出的独特贡献。
1945年6月底,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上,首先由五大发起国签字,中国按英文字母排在首位,首席代表顾维钧用毛笔,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下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顾维钧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老马之情
高渊:走过这个巅峰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迅速陷入低潮,他甚至自称“已如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为何落差这么大?
金光耀:抗战胜利后,顾维钧转任驻美国大使,这是他希望得到的职位,因为他的外交理念一直以美国为重。但随着国民党挑起内战,并节节败退,美国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了距离,这使得顾维钧对美外交四处碰壁。
外交官是代表政府的,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扭转局面。顾维钧在1948年就萌生退意,但未获批准。后来数度请辞,而且把话说得非常坦率:一是常感力不从心,二是如早点退,还能以写作为生,不然老来会有生计问题。
直到1956年5月,他才结束了十年驻美使命,也结束了在中国外交界漫长的服务生涯。这时,距他27岁担任驻美公使,已经过去了40年。
高渊:不过他并未退出国际舞台,又担任了十年国际法院法官,他对这个职位似乎情有独钟?
金光耀:在荷兰海牙的十年里,国际法院一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顾维钧从未缺席。这期间,国际法院共研究和判决了17个案件,他参加了所有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了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委员,还对8个案件发表了书面意见。有的意见书刊登在学术专刊上,受到国际法学界的重视。
他卸任后曾说,这是他一生的公职中,最欢喜的职位。以往在外交界服务,所说所做都代表政府,有不同想法也必须保留,而在国际法院是第一次能够真正表达个人意见。
高渊:在他晚年,不仅遇到了最喜欢的职位,还跟最喜欢的女人结了婚。顾维钧跟严幼韵结婚时,已年过七旬?
徐景灿:严幼韵是我母亲严莲韵的亲妹妹,顾维钧是我的姨父。1959年9月他们在墨西哥城举办了婚礼,那年姨父71岁,姨妈54岁。
证婚人之一是何凤山,当时并不出名。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在二战时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为走投无路的犹太人签发了几千份签证,让他们能前往中国,被后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何凤山是姨父的晚辈,我想姨父请他当证婚人,就是看重他的人品。
高渊:在你的眼中,二老之间的感情如何?
徐景灿:他们相爱多年,到了老年仍情意绵绵。刚到海牙的国际法院时,姨父给远在纽约的姨妈写诗:“夜夜深情思爱人,朝朝无缄独自闷。千种缘由莫能解,万里邮航一日程。”
姨妈的爱,更多体现在对姨父无微不至的照顾上。每天凌晨,姨父熟睡醒来,姨妈已准备好一杯热牛奶和几块饼干,放在床头柜上,让他喝下后继续睡觉。这主要是担心他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不利。姨父退休后生活安逸,活到98岁离世,很大程度上靠姨妈的照料。
顾维钧、严幼韵夫妇
高渊:你姨妈的人生也颇具传奇?
徐景灿:姨妈长得漂亮,她父亲在上海南京路上开“老九章绸锻庄”,各种衣料随她挑,总是穿得很时髦。她是复旦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女生,当时女生宿舍还没造好,她每天坐自备轿车上学。因为车牌是84号,很多人叫她“84小姐”,也有男生将英语 Eighty Four念成沪语 “爱的花”。
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外交官,叫杨光泩。二战中,日军侵占菲律宾后,将担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和另外7名留守领事馆的外交官抓捕杀害。作为总领事夫人,姨妈不仅要照顾三个女儿,还要保护那7位外交官的妻儿。那几年,她的马尼拉家里住了将近20个人,他们在花园里种菜,在地下室养鸡,自己做酱油、肥皂。
二战结束后,她带着孩子们去了纽约,进入联合国担任礼宾官。跟姨父结婚后才离职,联合国的同事们对她依依不舍。2017年,姨妈以112岁高寿离世,她总是坚信最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高渊:这几年,不少人对顾维钧的婚史很感兴趣,也会争论他到底是“三婚”还是“四婚”,你怎么看?
金光耀:有研究者说,顾维钧的一生是婚事三部曲:第一位夫人唐宝玥“主贵”,因为她父亲是民国大官唐绍仪,顾借以发展政治地位;第二位夫人黄蕙兰“主富”,因为她父亲是印尼华侨“亚洲糖王”黄仲涵,顾获得了财力支撑;第三位夫人严幼韵“主爱”,顾维钧说过,三位夫人中他最喜欢严幼韵,因为她最了解自己。
当然,在顾维钧12岁时,父母给他订过与张氏的婚事。他留学美国后第一次回家,在父亲绝食相逼下,不得已举办了婚礼,但新婚之夜睡到了母亲的卧室。他返回美国继续学业时,将新娘安置在费城的一个美国家庭,经常去看望,以朋友之礼相处。等张氏基本习惯美国生活后,两人和平分手。
顾维钧的两个留美朋友胡适和蒋廷黻,跟他有相似的经历,但应对方式不同。胡适当年在美国有个热恋女友,但迫于家庭压力,还是娶了小脚女子江冬秀,过了一辈子。蒋廷黻则异常强硬,称如不解除婚约就不回国,最终逼迫父母让步。在此事处理上,顾维钧也显示了外交手腕。
严幼韵(中)在联合国工作
解冻之谜
高渊:虽是民国时代的明星外交官,但因为各种原因,顾维钧在1949年后鲜为大陆民众所知。很多人把电影《我的1919》,视为他重新浮出水面的标志。其实早在1983年,《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在大陆出版后,就引发了史学界的“顾维钧热”?
金光耀:回忆录第一卷出版,确实备受学界瞩目。当时我刚读研究生,觉得第一卷不仅史料丰富,而且可读性很强,让我对顾维钧和民国初年的外交产生了兴趣。
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使他的口述回忆相当于一部民国外交史,其中大量第一手资料极有价值。开始口述时顾维钧71岁,最终完成已经88岁,口述回忆录英文稿长达1.1万页,原稿由他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后来译成中文有13册600多万字,这样规模的个人回忆录非常罕见。
高渊:据说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过程,颇有一点曲折?
赵庆云:最早是1980年5月,中国驻联合国外交官陈鲁直致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表示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找他,说她父亲的口述回忆录以缩微胶片形式存在哥大,原稿未经校核,她父亲已年过九旬,不可能亲自核校,也没有精力指点她,如果近代史所有兴趣,顾菊珍极愿合作。
当时主持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大年教授得知后,对此高度重视,马上向中国社科院提出报告,申请外汇向哥伦比亚大学购买缩微胶片。由于顾维钧曾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近代史所整理出一份材料加以说明。
高渊:对于是全部翻译出版,还是出选本,也有过不同看法?
赵庆云:1980年10月,顾菊珍夫妇应近代史所之邀,来北京磋商回忆录出版事宜。他们颇为谨慎,表示回忆录出选本还是全本,是公开出还是内部出,一切由国内决定 。
刘大年表示一字不删、一字不改是翻译出版原则,顾菊珍听后既高兴又惊讶。后来根据顾维钧本人的建议,对某些稿页作了适当删节。
高渊:顾维钧对回忆录中文版在大陆出版,持何态度?
赵庆云:回忆录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组织翻译,为避免统战色彩,署名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致函版权所属的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分册出版后,刘大年立即寄给顾维钧,并在书上题词:“顾老先生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维钧收到书后十分高兴,尤其喜欢“为寿”两字,签名回赠刘大年一本。
当时,台湾方面曾有人致信顾维钧,追问出版说明中所写承顾本人“欣然同意”,是否真实?顾菊珍明确答复,父亲将文件送交哥伦比亚大学保存时,曾附以短简,表示倘若回忆录日后能译成中文,将极为铭感,此短简可视为“他的欣喜与同意的表示”。
高渊:在此之后,顾维钧这个名字是如何逐步解冻的?
金光耀:大陆学界对顾维钧最早作出正面评价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邓野。1986年,他在关于巴黎和会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了顾维钧的关键作用。1991年,顾维钧作为正面人物进入上海的高中历史教材,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
1998年,顾维钧的家乡嘉定区筹建“顾维钧生平陈列室”,此举获得了顾维钧家人的大力支持。当时开了一个论证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有人提出,解放战争中顾维钧曾在“战犯名单”中,为他设陈列室是否合适?与会的历史学家唐振常和文物专家马承源等,都认为顾维钧是一位杰出的爱国的外交家,纪念他很有必要。后来,此事得到上海市政协和统战部领导的支持,1999年开馆后反响很好。紧接着,电影《我的1919》公映,由陈道明扮演顾维钧,更让他广为人知。
2018年,在顾维钧诞辰130周年之际,嘉定博物馆扩建了陈列室,现在展出130幅珍贵历史照片、139件文献资料以及顾维钧生前遗物,近一半是此前没有的。
高渊:对于家乡,晚年顾维钧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徐景灿: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和姨父姨妈在纽约相处了近两年,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他们家里。我经常陪姨父早餐、散步、下棋、游泳,近距离接触了他的晚年生活。我还受姨妈委托,为姨父定制寿衣。
我第一次见到姨父时,他已经92岁了,传奇人生巅峰早已过去,连口述历史也已经完成,那是一位和蔼睿智、思念故乡的老人。有一次他问我,去过嘉定没有,然后抽出一张便条纸,画了简单的嘉定地图,上面有孔庙、古塔和西门,感慨地说他家就在西门。这张小纸片,我后来转交给了嘉定博物馆,它承载了姨父的思乡情。
姨父家的厨师告诉我,他最想吃的是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每年到了上市时节总要念叨。但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厨师连见都没见过。我后来去嘉定,没找到罗汉菜,就带了塌棵菜种子去美国。大概是水土差异,种子没能长出来,姨父心中一定比我更遗憾。
少年顾维钧
高渊:他对新中国,又是怎样的态度?
徐景灿: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国建交后,中国驻美使馆有好几位外交官登门拜访,姨父都热情接待。有一位上海市的老领导退休后访美,为姨父姨妈带了一幅寿星图。交谈中,姨父询问并赞扬改革开放政策,问候邓小平和叶剑英等。虽然旅居海外,但他的心跟祖国紧紧相连。
姨父晚年,还有一件事让他很高兴。1984年,中英就香港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早餐时,姨父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从报上剪下珍藏。1942年,中英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时,姨父就表示要等待香港问题的解决,即将百岁之际等到了这一天,他怎能不激动。
顾维钧题词
品格之争
高渊:现在,对于如何评价顾维钧的历史地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唐德刚就说过,近代中国有两个半外交家,两个是周恩来和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你认同吗?
金光耀:2000年,上海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名家云集,唐德刚也特地从美国赶来。他向大会提交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两个半外交家”之说就出自其中。
文章中,唐德刚称顾维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职业外交官,而说他只是“半个”,是因为主要决策权不在他手中。我认为,决策权或自由裁量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周恩来就讲过,外交无小事。
以此说顾维钧是半个外交家,我觉得不够完整,因为他还是作了一些决策的。比如,在巴黎和会上拒签,是以顾维钧为主的代表团作出的决定;北洋时期中国终止和比利时的不平等条约,顾维钧当时是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肯定是参与决策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顾维钧违背袁世凯意愿,把消息透露给美国使馆,以寻求支持等。
高渊:顾维钧曾自比塔列朗,那是被歌德誉为“19世纪第一外交家”的法国外交官,外交生涯长达40多年,但也备受争议。民国时期就有人指责顾维钧跟塔列朗一样,被各种政治势力所用。你觉得,将两人对比合适吗?
金光耀:就外交才干而言,顾维钧可与塔列朗一比。塔列朗在拿破仑战败后,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成功操纵了英俄普奥四大国。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跟列强斡旋,心中或许以塔列朗自诩,但结局却饮恨塞纳河畔。这让人不得不感叹,个人的外交才干无法超越国运。
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顾维钧也是以外交之才,为当政者所用。在民国时期,就有人撰文说他是“人用之才”,在各个派系中跳跃,如果为好人所用,可以做些好事,如果为坏人所用,也可以做些坏事。
这样的评论确实点到了要害,但也要看到,外交官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他需要政府的任命,对外代表的是执政的政府。民国时期派系林立,总统如走马灯般换,他如果想在外交界施展才华,就必须为当政者所用。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称自己超脱于政治,只关注外交,所以各个派别都能接受。
高渊:你赞同他说的,对国内政治不感兴趣吗?
金光耀:20多年前,我出版过《顾维钧传》,采纳了他的说法,认为他是超脱于派系政治的。但现在我认为,他在回忆录中的表白,并非当年的真实想法。
1922年到1927年,顾维钧在频繁更替的政府内阁中,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还曾署理国务总理。他不仅外交在行,内交上也长袖善舞。在错综复杂的派系政治中,他一直受直系支持,奉系势力上升后,他与张学良关系也密切起来,成为直奉两派都可以接受的人。在当时的人眼中,顾维钧并不独立于政治,以至于有报章说他“卿本佳人,何为做贼”。
高渊:也有学者认为,顾维钧身上还是带有一些“中性品格”,这使他最终没有被政治摧毁。这个评价中肯吗?
金光耀:顾维钧在经历了北洋时期政治倾轧之后,产生了对派系政治的厌恶。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显示,折射出他卷入国内政治不成功的经历,应当是真实的。正是这一经历,让他懂得了与政治保持距离,也对他后来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基本不介入党内派系政治。
或许就是因为他的“中性品格”,1985年他在纽约逝世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向家属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这说明,他最终得到了善待和宽容。
高渊: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顾维钧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似乎没有提及?
金光耀:这应该是他故意遗忘的。1915年顾维钧担任驻美公使时,正是袁世凯酝酿帝制的敏感时刻,按顾维钧后来所说,他竭力避免与帝制复辟有任何纠葛。其实,他当时赴美有一项任务,就是为袁世凯称帝营造国际舆论环境,他也为此出了力。
但也不难理解,作为弱国外交官,顾维钧在国际谈判中,深感一个四分五裂的祖国,无法成为强大的后盾,由此向往强人政治。袁世凯身败名裂之后,他当然要否认此事。
公理之战
高渊:在顾维钧漫长的外交生涯中,基本上扮演的都是“弱国外交官”。很多人说,弱国无外交,他是怎么看的?
金光耀:除了在旧金山会议上,他就托管地问题跟美英代表起正面冲突,稍显大国气概外,他一直是以弱国外交官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他也习惯了这样的角色。
但顾维钧不认同“弱国无外交”,他在一次演讲中有过专门的阐述。他说,“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
高渊: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在外交谈判中,顾维钧始终如履薄冰,信奉“将能得到的先拿到手”的原则,可以说他是个地道的现实主义者?
金光耀:学者邓野曾说,现实主义是顾维钧参加一切谈判的出发点,对于那些无法整体解决的问题,他主张采取分割的方法,求取部分先解决,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之所以要将有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是因为当前时机尚未成熟。
在顾维钧身后,是一个没有多少筹码的弱国,谈判中他不可能作过多的正面抗衡。所以他强调技战术的运用,要求谈判方案必须有灵活性,以便为谈判留下余地。对于永久性文件的起草,他同样力求措辞有灵活性,以后如果情况改变了,可以作不同解释。
高渊:顾维钧所处的那个时代,“国民外交”大受追捧,但他为何一直对此持保留意见?
金光耀:他认为,“国民外交”主张百分之百的成功,群众组织起来向谈判双方施压,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是永远成功不了的。在华盛顿会议上,当时国内民众的呼声是中日不能直接谈判,否则就是软弱和投降。顾维钧采取了变通办法,让这个问题在会外谈判,还是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反对。
但同时,顾维钧也很会运用舆论和媒体的力量,向对方施压。比如,1926年中国终止和比利时之间的条约,他在声明中写道,因为国内民族主义日益觉醒,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日益高涨,再继续维持中比之间的原有条约,完全不可能了。
高渊:在外交战略上,顾维钧的基本思路是“联美制日”,这明智吗?
金光耀:中国传统外交向来主张“以夷制夷”,但并不确定固定的联合对象,而是随机应变。从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起,顾维钧就主张“联美制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他更屡屡呼吁确立以美国为重心的外交战略。在近代中国转型期,这是全新的外交战略。
“联美制日”的主张,是基于顾维钧对远东国际局势的认识。20世纪上半叶,日本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而美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远交美国来制约日本,确实是当时外交上最可行的选择,这也是很多像他一样的留美学生的共识。
高渊:顾维钧被看作民国外交的“亲美派”代表人物,他最终利用了美国,还是被美国所利用?
金光耀:在他看来,美国跟其他列强不同,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是他外交生涯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因为掺杂了党派和政治利益的考虑,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但顾维钧的“亲美”并非无底线。在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上,他对美国可能导致海峡两岸分离的举动,一直高度警觉,对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认同,就是他“亲美”的底线。
高渊:在外交活动中,顾维钧秉持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金光耀: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顾维钧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
他这段话,可以说准确预判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也成为他的外交信条。当时没有阐释什么是他心目中的公理,后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顾维钧认为这是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将此看作他所期望的抗争强权的公理。
高渊:“以公理争强权”的理念,在现在的世界依然行得通吗?
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而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他坚信强权或能得逞一时,但不能一手遮天,如果公理不去挑战强权,强权就会一直主导世界。
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公理具有长久的力量,在与强权的抗争中会逐步得到彰显,并最终战胜强权。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不断地为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