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是最新奉到的《王水照文集》，其中大部分文章以往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态下拜读过，满是一种熟悉的感觉，而今汇集成沉甸甸的十册，令人感慨。摩挲观览，温故知新，又读出别样意蕴。

水照先生1978年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调任复旦，正式授课应该已是20世纪80年代。我是1980年考入复旦中文系的，可以算得上是先生在复旦教授的最早一批学生。先生在1982年上半学期和下半学期曾分别为我们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唐宋段、《苏轼研究》等课程，那在我们心中都是重头戏，毕竟那时候古典文学最被重视，文学史课程又是重中之重，我还有幸担任了先生的课代表。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人与人的相遇真是一种奇妙的因缘，那时，像海绵一样渴求汲取知识的年轻学子，遇到了正年富力强、顺势而为、丰赡成果渐次喷薄而出的王先生，我们成为他学术思想的第一波接受者，而那又是萃聚了北大、清华、社科院诸多大先生学问精华的最新鲜的文学史思想。

来到复旦之后，王先生的研究领域向宋代文学凝聚，学风也不断有所变化。《文集》中展示的学术历程，恰也是我们这数十年来身在复旦所学习并感受到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生从一家之学到一代之学、一个方面之学，示范树鹄，言传身教，贯穿了诸多具体可感的方法，这对于初涉学海的我们尤为重要。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学着做研究，从作家个案到文学集团、流派，再到一代文学，几乎就是这么亦步亦趋走过来。先生不仅是将我们领入门的师父，他的精神感召力更是多年来持续产生效应。无论是重新揭示宋代文学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还是对整个古代文学学科研究范式的反思，他都不断开出新的面向，研究疆界，与年俱增，奋力拓荒，未见其止。而王先生于每一项研究，皆从文献、实证做起，且关注海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动态，以其精湛的阐析，领风气之先，又能及时做理论上的总结，揭示本领域研究的不足，指引今后的发展方向，体现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屋建瓴的宏通视野。

下面，我想结合先生从宋代散文研究到构建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拓进谈一点体会。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先生的断代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多维度、全方位的有机整体，不仅有苏轼这样的大家个案研究纵横贯穿其间，而且对宋诗、宋词、宋代散文乃至宋代文化研究皆已深入展开。就宋代散文而言，先生自1984年开始，大抵每年发表一篇个案研究，从曾巩、三苏到王安石、欧阳修，对北宋古文六大家分别作精细化研究。正因为要落实这种目标的研究，需回到作者及评论者的历史语境中重加评析，又常常需借助传统文论的鉴赏、批评方法及语汇，从更细分类的文体、言辞风格、章法气势、命题立意、思理情趣等辨其体貌，一些较为尖锐的问题便在如此这般的研讨实践中被拈出。如1984年在《复旦学报》发表的《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先生抓住曾巩散文成就与地位“暗于现今”的现象，提出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上的大家，其议论文艺术性该如何评价的问题。文中已敏锐觉察到，“从我国古代散文历史形成的具体特点出发，似不宜把散文艺术性理解得太狭窄”“如砍去议论文，无异取消了大半部的中国散文史”。

作为曾巩散文研究代表作而收入《王水照文集》的，是1984年写于复旦的《序言》和1988年发表的《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那恐怕是由于前者提示了研究曾氏散文更为正面的建设性意见——研究范围力求其“全”、评价力求其“准”、视野力求其“广”；而后者有进一步探本之论，即通过对曾氏个人才性及作品内在因素的解析，观照其思想与文学遗产为后世选择的复杂性。同样揭示至现代社会语境大变，“新的文学观念的引进，更对包括曾巩在内、以说理为主的古典散文，几乎在整体生存上提出了怀疑”，此文亦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要求“调整对‘中国古典散文’的观念，采取多元取向的态度，对传统进行准确的选择”，建议“采取另一途径”——“在新的文学观念的观照下，主要从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来确立‘古典散文’的新界说”。这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允当的见解。论文在简单举述明清散文学理论承变后，推出结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散文理论的独特概念系统和整个理论体系，或许更能把握我国包括说理文在内的古典散文的美学特征和艺术技巧。”显然，这时先生已不仅仅着眼于解决一家隆替毁誉的历史评价问题，而是在总体上倡言重建中国古典散文的界说，并明确将清理与总结传统散文理论体系作为上述重建的根基。

如此鲜明的表述，显示回归并全面盘整传统散文理论资源的设想应该不会是1988年才产生的。恰巧1984年秋，先生赴东京大学讲学一年半，得以与日本汉学界直接交流互动。我们看到，先生在散文研究方面已经由日本汉学的中国文章学研究关注中国文话在江户时代的流布——“我所闻见的约有20多种”，并且关注日本现代学者研究中国散文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更新与深拓，组织选译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章学论著，表明他在日本教书期间，已经开始在理论和文献上为构建中国文章学做准备。先生也不止一次地引述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中有关文章在中国人生活中重要位置的论述，用以说明其极具民族文化特点。

于是在1991年，启动编纂《历代文话》，这实在是一项重大创举。王先生深思熟虑，精益求精，选目与文本校订皆极其谨严，由此以文评著作为主要载体的中国古代文章学也正式亮相。作为该著前言的《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从古代文学批评诸体裁中文话丛编的阙如述起，展示己编填补空白的意义；从文评著作的流变，梳理其生成的主要类型，阐释己编的收书依据；同时也从解析古代文章学丰富复杂的内涵，将其体系性构成概括为文道、文气、文境、文体、文术、品评、文运七论，进一步交代自己的编录原则。尤为难能的是，前言特地指出历史上文评著作在刊传中繁冗、重复的缺点，从而为所编“应有尽有，应无尽无”的选粹汰芜标准张本。而最后部分对“五四”前后出现的一大批文评著作，从如何辨证看待新与旧，给予重新评定——“都是我国文评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成果”“其中不少内容是可以成为建立现代文章学的思想资源的”。

“五四”前后，对于古代文章学而言，同样是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关节点。随着以古文辞为主体的国文学被白话的国语文学所覆盖，该时期相当数量的文章学撰作遂而湮灭，发掘这批著作，自有其学科建设的价值，如王先生所说，“我们重编《历代文话》的目的是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为此，像王葆心的《古文辞通义》作为系统构建文章学的重要个案，先生曾先后指导两名博士生以之为专题撰写学位论文，意图通过一个点的纵深掘进，推动文章学古今演变在核心观念、理论体系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由这批文章学撰作的湮灭，亦已引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宋元至明清，古文辞作为文学大宗，已有丰富的文评资源，但文言为白话所替代，所建立的一套研究模式与研究对象不相凿枘，古代文章学的构建进程就此被阻断。

不过，鉴于《历代文话》前言的文章体例，这样的问题无法在其中获得充分的阐析；而2010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回答了为什么重建古代文章学、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是当今迫切的责任与使命，也是今天古代文学学科走出某种困境的重要路径。而时至今日，关于中国文章学的各种维度的研究方兴未艾，先生开创之功，卓见成效。

记得王先生有一篇关于苏轼研究的论文，题名“走近苏海”，其实先生之学问即如大海般浩瀚深沉，可蠡测的当然还有许多，在这篇小文中无法一一叙述。而先生的研究皆已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此次《文集》的出版，会更有利于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学习借鉴，产生更为久远的效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