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对于中国航天事业而言，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刚好走过三十年，从“神舟”五号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到中国空间站建成，再到最近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梦天实验舱，中国的航天技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历史性突破。当我们感慨和自豪于中国航天事业上取得伟大成就之时，都不禁会想到为此奋斗终生的科学家。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23位科学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科学家仅有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三位老人健在。几年前，作者有幸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交谈，现据采访记忆整理成文，与大家一起感受他们所创造的时代光辉。

长征火箭直冲云天

孙家栋：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的人生辉煌始于1967年。那年，他被钱学森点将，担任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

卫星在太空奏响《东方红》，听似简单，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卫星研制进展情况时，孙家栋大胆提出：“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这样会导致卫星局部发热，因重量增加，火箭的运载余量将会变小，使卫星的运行姿态受到影响。”周恩来听完汇报后，严肃地说:“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卫星送上天……”周总理的话使悬在孙家栋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于是部分像章被拆除。1970 年 4 月 24 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孙家栋工作照

1985 年 10 月，中国庄严宣告：中国运载火箭将承揽外国卫星的发射任务，随之组成由孙家栋任团长的中美航天合作代表团。海外华人对孙家栋说：“祖国的火箭飞多高，我们的头就能抬多高。”

然而，与美国人谈判绝非轻松，一次次较量、一次次力争和担当，最终，美国制造的卫星跨洋过海运到中国，在西昌对接在了中国的火箭上。

截至 2019 年年底，中国共完成 48 次国际商业卫星发射任务，为 29 个国家和地区发射了 56 颗商业卫星。

2004年2月，国防科工委宣布，绕月探测工程启动。孙家栋说，探月工程，是飞离地球轨道围绕月球开展研究的。中国的探月工程一定要走出中国的创新特色，要接近或达到目前国际领先水平，同时使成果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逐步得到应用。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月亮有着深深向往的情结。2007年，“嫦娥一号”承载着中国人上九天揽“月”的梦想，完成了一期“绕月”使命并向地球传回清晰的图像；2013年，“嫦娥三号”实现航天器首次地外天体软着陆探测；2020年11月24日，“嫦娥五号”探测器在月球实现了无人自动采样并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并成功着陆。“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的第六次任务，也是中国航天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中国航天事业的三个里程碑孙家栋全部参与书写，他为中国突破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家栋院士（本报资料）

年逾古稀时孙家栋仍未停止航天之路的探索，很多人不解地问他：“您早已功成名就了，为什么还要接受一项又一项充满风险的挑战？”孙家栋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去做。”古稀之年，他仍坚持奋斗，忘我奉献，2018年，他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148081号——“孙家栋星” 闪烁于浩瀚太空。

周光召：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在太空中，有一颗编号为3462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周光召星”。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周光召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他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的国防事业。

周光召在演讲

作为经历过“两弹一星”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家，周光召回忆说：“我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30岁后，我的工作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做纯基础科学研究转到从事国防科学试验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大物理系当讲师，曾三次被推荐去苏联留学，但因有海外关系没被批准。我并没有因此闹情绪，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我认为，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确实需要某种机遇，但关键还在于个人努力。说到底，机遇是一种良好的条件，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只有刻苦努力，才会迎来新的机遇。”

作为著名学者，周光召从青年时代便善于独立思考，从不盲目迷信权威和已有研究结论。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那时，各国科学家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周光召却阐述了相反的意见，不料那位教授发火了，恼怒地说道：“你的意见没有道理！”

面对国外权威的疑惑与不屑，周光召当时并没有辩驳。他认真而踏实地又研究了三个月，一步一步地验证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又写成了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杂志上。不久，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相对性粒子螺旋态”理论问世的过程。当时就有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

在莫斯科学习的4年时间里，周光召两次获得了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论文30多篇。他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赝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莫斯科杜布纳研究所时，向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问起周光召，这位院士佩服地赞叹说：“噢，周光召，他的研究震动了杜布纳！”

1959年，面对中苏关系紧张，周光召立即把在苏联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奋斗。周光召坚定地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作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时刻准备放弃手头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不管回国做什么。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突然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而当时大多数技术数据已经被送到了试验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仅凭着记忆对早期的工作又进行了重新演算，并在回复有关领导的备忘录上签字“建议按原计划试爆”。

随即，东方地平线上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也试验成功。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光召同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每当别人提及他对研制两弹所作的贡献时，周光召就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工作。在我看来，每一项工作都很难分得出它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非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我只不过是万分之一。”

王希季：力主载人航天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王希季是目前在世的“两弹元勋”中最年长的一位。

1950年初春，29岁的王希季拒绝了美国好几个企业待遇优厚的工作邀请，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邮轮。王希季与同船其他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到甲板上憧憬着未来。当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仰望太平洋上空的满天星斗时，他心中怀揣着的是“建立大电厂，解决中国工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理想。

1950年王希季乘邮轮从美国回中国时的留影

在王希季的生命坐标上，1965年要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所在的上海机电设计院并入七机部并搬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在这里，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总体方案的论证和设计工作。

这是中国进入太空的第一次大胆尝试。

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刻，1970年4月24日21时31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带着清脆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带着中国人的壮志与豪情飞向太空，扶摇直上。此时，“放卫星的人”王希季与同志们拥抱在一起，热泪浸湿了面颊。

然而，王希季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在取得火箭技术一系列的突破之后，他又担任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首任总设计师。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终于穿云破雾飞上了太空。又于3天后按预定地点顺利返回地面。这颗卫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发射了3个型号16颗返回式卫星。根据王希季提出的返回式卫星的基本方案，我国的返回式卫星成为研制周期最短、成本最低、发射数量最多、成功率最高的卫星系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18种探空火箭中，有12种是由王希季担任型号负责人研制出来的。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做大动物的试验，省了很多时间。正是因为王希季的创业团队在60年代的生物火箭上已经用动物狗做过试验了。

王希季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让许多人至今都记忆犹新：“在技术问题上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候少数人坚持的往往是正确的。”

为此，他总是不怕惹麻烦，不怕得罪人，更不在乎是自己属于少数派，只要认准了是好的就决不放弃。他坦言：“要想有新的突破，总得有人甘冒风险，肯担责任”。例如，卫星姿态控制系统数字化就是在王希季的支持下，为卫星研制工作开辟的一条新路。过去，这个项目虽然已经完全具备装星应用的条件，但当研制者提出卫星上用计算机时，却没有人敢去实施，连领导层也不太支持，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人对“数字化”这个概念还很陌生。

面对这种局面，王希季经过认真分析，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认为这个技术方案值得一试，而且也有成功的把握。于是他顶住种种压力，率先果敢的进行试用，实践证实效果非常理想。从此，数字化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得到普遍应用。

王希季工作照

王希季是最早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的专家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研究载人航天技术的领军人物。20世纪80年代，我国“863”计划开始启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次迎来了发展契机。时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王希季，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对国情的深刻分析，建议我国应以空间站系统为目标，从载人飞船起步来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就载人航天关键技术之一的回收技术而言，我国已有17颗回收式卫星的基础。中国“神舟号”载人航天工程方案就此基础初步形成。

一生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王希季，最终引领着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这才有了杨利伟、翟志刚等一批批航天员顺利飞天、遨游太空。

王希季说：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为了祖国的需要，他多次转行，在探空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域完成了多项首创工作，为祖国航天事业打好了地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已经百岁高龄的王希季，仍在为我国航天事业作贡献，关心着“中国制造2025”，研究着“互联网+航空”的新项目。

他虽然语速不快，但思路还是那样的清晰，话语滔滔不绝。他要趁自己还有一点精力的时候，抓紧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为后来者将前进的道路铺得尽可能平坦一些。

在中国航天界，王希季淡泊名利的崇高品格也是有口皆碑的。在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他的心情依旧是那样的平稳：“哎呀，这样对待我，我还没有想过。”

他貌似平凡，在茫茫人海中，谁也不会知道他就是名震寰宇的中国“航天巨星”,谁也不会知道他曾隐姓埋名、卧薪尝胆数十载。“王希季”这个名字，若不是与“两弹一星”连在一起，恐怕许多人依然对他会感到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