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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租了286号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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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黄沂海 2023-03-16 07:31
摘要:小小的银行保险箱,收揽了神秘往事,掩藏了冷峻历史。

在20世纪上半叶兵荒马乱的年代,去银行租个保险箱存放“黄白绿”(黄金、银元、美钞)以及字画、契约等贵重物品,确乎成为很多海上闻人的首选。屈指数来,银行投入巨资建造保险箱库房,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开办保险箱业务年代较早的当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期设施比较简单,仅设木质保险箱140余只。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大楼落成,“鸟枪换炮”装置了巨大的保险箱库房,保险箱一下子扩容到6300只,第二年全部租出,供不应求。

当年,申城不少银行的保险箱业务理念领先,特色鲜明,在客户中享有盛誉:位于上海中心地标国际饭店地下的保险箱库房,系四行储蓄会(由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建造,号称东亚“最坚固、最华丽、最完备”的金库,因其地处黄金地段而受到客户青睐;外滩滇池路的“远东第一金库”,有三个篮球场大小,设有不同规格的保险箱超过一万只,库门厚重达38吨,结构极其精密,电焊切割无法破入,火焚水淹安然无恙,可谓“固若金汤”……至1949年,上海共有保险箱库36处,保险箱46000余只。


银行保险箱钥匙副本

小小保险箱,深邃而隐秘,冷峻又威风,有待记忆之匙逐一开启。

286号保险箱租户

“陈仲香”是谁

1955年,位于汉口路的原“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已变为公私合营银行,由于地下金库另作他用,便在当时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启事,又发出专函通知保险箱租户,催请租户限期前来退租,逾期将由上海市第一公证处到场例行公证协同破箱。

银行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其中编号286、姓名“陈仲香”的租户,自1939年5月1日到期已逾期欠租16年,未办理任何手续。经请示主管部门后破箱查验,发现保险箱内存有一捆何香凝的私人信函、文件、稿件,以及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12张照片,还有银元155枚及少量双毫银角。同年8月下旬,经与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联系,银行致函何香凝本人询问核对情况。

很快,何香凝发来了回信:“我确以陈仲香名义开用保险箱一个,但至今年月已久,保险箱号码凭证及图章等物,亦于战乱一应散失无遗,是以长时期来未能办理认领手续。现经贵行查明清理,得以收回文件、照片等纪念物品,以为喜慰,关于所欠各项手续费及租金自应悉数清缴,该款请将原存保险箱内的银元及双毫兑换为人民币缴纳,余款文件照片等物,即委托贵行转托便人妥为带回北京,是所至幸。”那一年,何香凝已是77岁的老人了。


何香凝致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黄浦区办事处信函

可以想见,战乱频仍的年代里,何香凝利用银行的保险箱来掩护保存与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的文件资料,使珍贵文献免于战火毁损。当银行遵照要求妥善处理后,老人再次回函,告之余款、文件、照片等“亦已照收,特此奉复,请查明,诸费清赎,合并致谢”。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妇女运动史上,何香凝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她早年追随孙中山投奔革命洪流,又与廖仲恺患难相扶结成夫妻。“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她的一生,既能在柴米油盐中寻得志同道合的婚姻,亦能在事业上奋不顾身,于民族危难之际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笔寄情,以墨言志。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画笔成为何香凝手中的武器,藉以表达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敌寇的鞭挞。早在日本留学时,孙中山就发现何香凝具有美术天赋,鼓励她多多研习绘画,以便更好地为同盟会服务。何香凝擅长画猛兽和菊花,其实她是将狮吼和虎啸比作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振兴,将菊花傲雪斗霜暗喻革命者的风骨和品德。

抗战烽火骤起,苏浙豫皖鲁等19省又遭大灾,民情危急,何香凝联手银行家、慈善家王一亭在上海发起“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广泛征集画作,发行慈善销售券,不仅自己挥毫奉献作品义卖,还动员银行家、实业家踊跃出资认购,募集善款援助灾区。上海沦陷后,何香凝转移至香港,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全民抗战精神,呼吁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出钱出力支援抗战,她每收到华侨的一笔捐款,即寄送亲绘的作品,以示答谢。能为她找回珍贵物品,可说是保险箱业的一段佳话。

“富家小姐”

从库房取出三克拉钻戒

当她把自己的名字由朱贻荫改为朱枫的那一刻起,她就向往枫叶傲立于风霜雨雾之中的坚毅品格,将一腔赤诚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

岁月激荡,波谲云诡。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朱枫放弃舒适富足的旧式家庭生活,投入到抵抗日寇、救亡图存的洪流。1938年初,朱枫与丈夫一同加盟中共长江局直接领导下的武汉新知书店,从事革命出版工作。1940年,新知书店接到印制进步书籍的紧急任务,采购特殊用纸的费用捉襟见肘,朱枫当即向组织捐献了500元大洋,又想起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库房租用的保险箱里存放着一枚由外婆、母亲那里传下来的三克拉钻戒,她只在结婚那天戴过,虽然她非常珍惜,但为了弥补很大一笔差额,还是从银行取出心爱之物变卖,解决了出版印刷的燃眉之急。


1946年,朱枫(左)和女儿在上海(选自《朱枫传》)

这位急公好义的“富家小姐”,交际能力和理财本领也非同一般。在担任新知书店创办的“副业”珠江食品店出纳兼会计时,朱枫白天以“老板娘”自居,在店堂里接待八方来客,遇到地下党自己人就连忙引入二楼密室,晚上则“噼噼啪啪”拨打算盘,清理账目。一位中共地下市委书记曾回忆朱枫的精明强干:“对进店的众多顾客,都能应付自如,俨然‘阿庆嫂’模样。”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1944年,朱枫奉命调回上海,被安排到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管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朱枫巧妙利用人脉关系,周旋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保护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一次,她与在国民党军统任职的亲戚闲聊时,听对方说:“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连上海的金融业都钻进去了,好像其中一家钱庄的名称里有个‘鼎’字。”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数日后,朱枫设了一个饭局,餐余挥毫助兴,请在南京政府任职的书法名家沙孟海为“鼎元钱庄”题字,并对那位亲戚说:“我的朋友经商失败,生活困难,好不容易借到一笔钱投资了一家钱庄,勉强维持生活,上次你听到那个消息,带‘鼎’字的,可不要搞错,碰巧弄到我朋友头上,他们一家人又要喝西北风了。”亲戚连连表示:“放心,这事我不去追究就没事了。”从此,中共地下党经营的这家“红色钱庄”平安无事。


1947年,朱枫在上海(选自《朱枫传》)

东方破晓,云蒸霞蔚,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1949年11月,朱枫受组织委派,从香港潜入台湾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完成任务后正准备悄然返回大陆之际,因叛徒告密被捕,于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躲过劫难的

《子夜》手稿竟藏身银行

按照茅盾的构想,《子夜》原本准备写成三部曲:《棉纱》《证券》和《标金》。那段时间,他疾病缠身,眼疾、胃病、神经衰弱一并袭来,医嘱少用眼多休息,闲来无事,常去表叔的会馆跟同乡故旧聊天,其中有银行家、商人、公务员,也有在证券交易所里做投资的朋友。

海阔天空的交谈中,茅盾收获了大量信息。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申城,中国民族工商业遭遇内外交困,每况愈下,为了转嫁自身危机,金融资本家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此起彼伏。同时,他又从好友那里得知南方各省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蓬勃发展,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多次的军事围剿,声威日增。有了这些素材的积累,他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想法。


茅盾先生  何雅君摄

在“左联”领导人瞿秋白的鼓励下,1931年10月,茅盾开始动笔创作,他边写若干章节,边将手稿交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连载刊登。天有不测风云。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经不住日寇的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毁于一旦,《子夜》手稿也随之化为灰烬。

不幸中万幸的是,茅盾曾嘱夫人孔德沚抄写了副本,送到商务印书馆的是副本,他自己用钢笔书写的字迹端庄俊秀的原稿,安然存放在家中的书柜,躲过了炮火的袭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茅盾夫妇匆忙告别“孤岛”上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时生活。离沪之际,茅盾把《子夜》手稿委托给在上海交通银行供职的二叔沈仲襄保管。沈仲襄是茅盾父亲沈伯番的胞弟,他深知手稿的重要价值,赶紧将手稿珍藏在自己工作的交通银行保险箱里,从而使这部被瞿秋白预言“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的经典手稿免遭厄运。

茅盾常说:“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不是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我文学上这样的成就。”由于当时书籍发行量节节攀升,每天穿梭于商务馆的各式人等摩肩接踵,这里也就成了中共中央秘密通讯联络处。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邮寄到商务印书馆。其实,钟英就是“中央”的谐音。

1940年,茅盾来到了延安,毛泽东拍着大作家的肩膀说:“你的身份特殊,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有帮助。”于是,茅盾就一直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活跃在中国文坛的最前沿。

银行襄理

力挽狂澜守护国家宝藏

被称为“金融奇才”、后来盘购新记《大公报》并担任社长长达9年的吴鼎昌,在业界堪称“白加黑”、“5+2”的典范:他白天在盐业银行担任总经理,掌管资金流动,晚上赶到《大公报》社,谈论时局新闻,研究社评写作。吴鼎昌知人善任,延揽了许多青年才俊,记者范长江就是在他的派遣下奔赴前线,报道了经历九死一生抵达陕北后红军的情况,轰动全国,扩展了读者对共产党及红军的认知与了解。

在银行经营领域,吴鼎昌同样求贤若渴。偶然机缘,他结识了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工作的陈亦侯,颇为赏识,把他“挖”到麾下的盐业银行出任襄理。任职期间,陈亦侯舍命保护国宝的故事一波三折,震人心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保险箱出租广告牌

清廷宣布退位后,末代皇帝溥仪在内廷依然维持着奢侈的皇家日常生活,民国政府拨给的经费如同杯水车薪,内廷唯有向银行典押借款维持排场。溥仪结婚大典时急需用款,曾以清宫珍存黄金编钟16件等物为抵押,向盐业银行借款40万元,期限1年。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境况窘迫,还贷无望,银行便将黄金编钟列入账外,运至天津法租界的盐业银行保险箱库房留存。

1939年早春,听闻日军要接管法租界,陈亦侯忐忑不安,即刻发电报请示“伯乐”吴鼎昌,但此时已告别银行界、转任政府高层的吴鼎昌也处境艰难,回电只有一个字“毁”。陈亦侯心有不甘,决意奋力护住国宝,便联络四行储蓄会的好友将编钟分装在4个木箱子里,悄然转移到储蓄会地下室的另一处保险箱库房。为避人耳目,他对外佯称储备煤炭等战时物资,几辆运输车还“行踪诡秘”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送抵。面对日寇的多次盘问,陈亦侯镇定自若,守口如瓶。抗战胜利后不久,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前来查探黄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从容应答:“当初你们把这个要掉脑袋的事情交我处理,自己却躲到了大后方,而且不是已经发电报叫我销毁了,怎么还来查问?”戴笠碰了一鼻子灰,悻悻作罢。

就这样,16件黄金编钟终于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陈亦侯列出保管清单,国宝由军管会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题图为原中央银行地下保险箱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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