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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的一天，在上海善钟路87号，一场精心排演的话剧演出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候场的演员中，有京剧名家周信芳与戏剧大师欧阳予倩，而在台下等待开演的观众中亦有画家徐悲鸿、诗人徐志摩等名流。

是怎样的机缘使得这么多名人汇聚一堂？还要从一所名为“上海艺术大学”的学校说起。

上海艺术大学是1925年6月创立的一所私立艺术院校，由原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与东方艺术专门学校合并而成，校址初设在东体育会路（据1927年4月19日《申报》消息），1927年4月迁入善钟路87号。善钟路即今天的常熟路。

同年，田汉受黎锦晖之邀，来此担任文科主任（后担任该校校长）。不久他便搬入校舍内，全身心地投入该校的教育工作。学生除了能够经常聆听田汉的精彩讲课外，文艺名流也都在田汉的邀请下，纷纷来此助阵。一时间，欧阳予倩、徐悲鸿等都在上海艺术大学的讲台上一展身手。

1927年冬，由田汉等人发起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在当时霞飞坊（现淮海坊）徐悲鸿寓所内正式成立，主要成员有田汉、欧阳予倩、徐志摩、徐悲鸿、周信芳等。他们的集聚，推动了善钟路87号上海艺术大学内这场话剧的公演——这次被称为“鱼龙会”的话剧公演为期一周，“鱼龙”二字除了寓意“鱼龙漫衍之戏”外（形容演出剧目包罗万象，百戏杂陈），也有“艺大学生与戏剧名角共同演出”之意。对此田汉曾这样诠释：“同学们都是小鱼，演戏没有号召力，要请名角来帮忙，他们是龙，能叫座。”（刘汝醴《记上海艺术大学的鱼龙会》）

“鱼龙会”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田汉创作的五部短剧（《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生之意志》《江村小景》）及两部外国戏剧（菊池宽的《父归》和斯蒂芬·菲里甫斯的《未完成的杰作》），另外还上演了由欧阳予倩改编自《水浒》的新剧《潘金莲》。在该剧中，欧阳予倩大胆从“叛逆女性”的角度描写潘金莲，并亲自反串出演，加之周信芳在刻画武松时的入木三分，整台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远在沪西、江湾、吴淞等地的学生也都纷纷慕名观演，由住宅客厅改造而成的“小剧场”经常客满。

可惜，与当时其他的私立院校一样，经费始终是困扰上海艺术大学办学的最大难题。就在“鱼龙会”公演后不久，苦于善钟路87号高昂的房租，田汉只得带领同学们迁至当时的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371号。1928年初，田汉在宣布辞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职务后，另行创办南国艺术学院，首批学生中既有从上海艺术大学转来的陈白尘、吴作人、金德麟（金焰），也有新招收的郑重（郑君里）、赵铭彝等，可谓名家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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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常熟路上还能找到善钟路87号的旧址吗？

对照1940年与1949年两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可发现，过去的善钟路87号就位于如今的常熟路139号，这是一幢建造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花园住宅。红瓦折坡顶，水泥拉毛外墙，二层挑出弧形露台并装饰宝瓶形护栏，建筑主入口呈现半圆形，两根高耸的多立克式柱子撑起建筑立面，为整幢住宅平添几分大气与美观。

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显示，此宅早期曾居住过几位与洋行有关的外侨。另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卷）魏德卿《江浙战争中王永泉》一文中也有写到，皖系军阀王永泉曾在此居住。

1924年3月，原本盘踞于福建的王永泉被直系军阀孙传芳“驱逐出闽”后，来到上海住进了善钟路87号。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后，王永泉成了直皖两派军阀争相拉拢的目标，短短数月间，一幕幕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在善钟路87号内接连上演。不久后，随着奉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胜出并南下，王永泉也离开了上海。

老房子现状 邱力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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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发明家”钟灵的到来，又使得善钟路87号成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据是年11月27日《申报》的报道：“陈铭枢下榻善钟路八十七号后，次晨有汉藜公司发明气压印字机钟灵君前往拜谒，时陈氏宾客满座，一见钟灵至，即延入内，厚待有加，垂询钟之工业近来如何发达，此后如何进展，奖励备至，叙谈后，即与钟君同拍相影，以留纪念。”

钟灵，当时被誉为“中国爱迪生”的发明家，早年曾先后就读于岭南大学与法国马赛化学学校，后潜心研究印刷机械并与几位好友一同创办了汉藜公司。在1927年11月22日的《申报》中，就有关于“钟灵君最新发明之印字机，经数年之研究与试验，今日始告成功”的报道。1928年5月，邹韬奋也曾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人发明的最新印字机》一文介绍钟灵与他的发明。之后钟灵再接再厉，发明植物油灯并创办中国植物油灯公司。1936年2月13日的《申报》曾对此报道称：“中国油灯公司创制植物油灯，得各界一致赞许，纷纷发表美评。”

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与“发明家”钟灵（1930年12月14日资料照片）

在1938年—1941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中，有关善钟路87号的住户信息均显示为“中央信托局”。1939年，为了降低各大民族企业在内迁过程中因遭遇敌机轰炸而遭受的损失，当时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专门开办了战时陆地兵险业务。据姚达人、赵镇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办理陆地兵险的回忆》一文中所述：“为了避免敌人注意，（中央信托局）保险部驻沪办事处设在善钟路87号，并且对外不挂牌子，与内地往来的公文函件也不写机构名称和负责人姓名。”

不久后，由保险部秘密选聘、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鼎力支持的13名陆地兵险骨干人员脱颖而出，在善钟路87号内进行短期准备。在这13人中，有后来成为“船王”的包玉刚，也有当时已是中共党员的程恩树和林震峰。

1939年10月，保险精英抱着“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搭乘当时唯一通航海外的怡和轮船公司之“裕生轮”，绕过日寇占领区，辗转香港、越南，历经艰辛，由滇越铁路抵昆明。经实地勘察、认真研究，审慎核定条款办法，短期筹备后即分派至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西安等城市，负责为当地保险业务人员“授业解惑”。同年12月，“战时陆地兵险”在重庆首开先河，随之在大后方全面铺开。

申新四厂、申新五厂属著名的荣氏家族企业，由汉口内迁宝鸡，主要生产军用被服。1940年8月遭36架敌机轮番轰炸，1000多包棉花、70多台织布机等完全炸毁，车间、机房已成断瓦残垣。经保险部门实地勘察、严格审验，立即理赔30多万元。由于赔付及时，工厂只停工了一星期，便快速恢复生产。由此营造出超越“保险”以外的社会稳定效应，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力量，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斗志。（黄沂海《海上“保险界十三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