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四份关于生态建设的文件。文件中提到了“党政同责”一词。

作为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的名词，提出“党政同责”有着特别的意义。从“正义”来讲，“党政同责”指的是党委和政府对生态建设都要负起责任，党委政府要各司其职把生态建设搞好；从“引义”来讲，“党政同责”最重要的应当是在责任追究上，党委与政府要承担同样的责任，党委及其组成人员也要对生态环境责任承担相应“责任追究”。

“正义”是从职责意义解释“党政同责”，而“引义”是从追责意义落实“党政同责”。从责任追究意义上解释“党政同责”，更有利于理解“党政同责”提出的背景和更为宽广的意义。

官员担责的“符号化”现象

现代政府讲究“交代”，在出现某一严重事故或者其他失责于民的情况时，政府要对民众有个“交代”。为了让这种责任不被“集体责任”所稀释，就需要有一个代表来为政府担责，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化”担责。

通常意义上的“符号化”担责方式，不是与某人在事故中起到的作用挂钩，而是主要和其岗位挂钩。也就是说，只要你在某一岗位上，你就是为政府担责的主体，哪怕这个责任本是“集体责任”，甚至主要是上任领导集体的责任，也要作为“岗位代表”，给民众一个“交代”。

比如：原山西省长孟学农因溃坝事故引咎辞职，事实上，当时孟学农当选省长不过数月，而该溃坝点问题属于积弊，与孟学农并无直接联系。但由于事故发生在孟学农的任上，作为地方政府的首长，其岗位特点决定了他是担责的最适合“代表”。

在国外，担责的符号化更属常态。如去年韩国沉船事故后，韩国总理郑烘引咎辞职。其实，作为一起突发性意外事故，一国总理不可能有什么直接责任，而在救援应对上，也主要由专业人员进行。郑烘的辞职，也是因其岗位的特殊符号的担责。

2012年，西部有一位林业部门“一把手”，刚刚上任便因辖区发生森林火灾被追责。他开始比较委屈，认为在自己刚刚到岗，所有工作都没有出现疏漏，火灾的发生有偶然性，为什么要自己承担责任？最终组织以“岗位责任”对他进行了解释。

以相应岗位符号作为代表替政府担责，给民众以“交代”，是现代政体一种常见的追责形式。用更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追究的是这个岗位的责任，而不是某个官员的责任。任何一个官员在这个位置上，无论在事故中是否存在个人责任，都要成为替政府担责的“代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追责的官员，无须感到委屈，在适当的时候代表政府承担责任，本就是岗位职责应有之义，也不应当被指为替罪羊。

“党政同责”是权责相符的必然

居于问责“符号化”所需，为了让官员在承担相应责任时更有说服力，权责相符就显得更为必要。

在现实之中，如果发生相应责任事故，在责任追究时，一般很少追究党委责任，多是追究到政府责任了事。但事实上，党委（党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别是决策作用极为重要，是地方及部门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涉及“三重一大”（即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问题时，几乎都要通过党委（党组）的讨论，而作为党委（党组）书记，自然在其中有着极高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其实就是要求建立起权责相符的责任体系，不允许党内有人只管制定规则而自己不守规则。有多大权利，就要承担多大责任，这是权责相符的基础。党委（党组）及其组成人员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权力风险，而不能只是行使追究责任的权力，却没有承担责任的风险。

其实“党政同责”的概念首先是从安全生产领域提出来的。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强调要“建立‘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党委统揽全局，党委管大事，经济发展是大事，安全生产也是大事，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都要亲自上手、亲历亲为，不能懈怠。”把“党政同责”提到了指导原则的高度。各省市都在这一指导原则下制定了相应的“党政同责”规范。

此次“生态追责”“四个文件”，是中央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对“党政同责”进行明确。但可以想见的是，“党政同责”不会是生态环境建设及其责任追究的专利，而是将会成为党政领导干部“管大事”的职责明确和责任追究体系的常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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