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关于浴室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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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宫廷内很早就有浴室。2018—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内三号古城北侧区域进行了较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栎阳城遗址的多座宫城建筑，其中就有浴室、壁炉等设施和生活遗迹，这是战国时期秦国后宫生活的真实写照。

　　世易时移，浴室（池）渐渐从宫廷寺院向社会扩散，民间开始出现营业性公共浴室。《太平御览》中转引南朝（宋）王元漠《寿阳记》的记载：“明义楼南有明义井，有三浴室，上以清王侯宰吏，中以凉君子士流，下以凉庶类。”南宋耐得翁所著《都城纪胜》对当时南宋都城临安市民阶层的生活与工商业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就有“浴堂谓之香水行”的记载。

　　《上海通志》记载，明代上海县城厢内就有“混堂衖”，据考，在现今陆家浜路278弄、外仓桥街26弄。

　　上海人一般把洗澡称为“汏浴”或“淴浴”，而去公共浴室泡澡称为“孵混堂”。祖籍嘉定的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著《恒言录》是一部俗语辞书，共收录800余条常言俗语。作者采用探源溯流式的方法和引经据典的分析，找出常用词语的原始出处。其中，“混堂”就引用了元代萨天锡的诗《混堂》：“一笑相遇裸形国”。明代郎瑛所著《七修类稿》中也有“混堂”专条记载。江南吴地的习俗是甃大石为池，再安放大锅，锅池相通，用辘轳引水，穴壁注灌，一人专烧火，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

　　1843年后，随着上海地区人口的不断增加，市面日趋繁荣，洗浴行业也方兴未艾。19世纪70年代，文人葛元煦撰著的《沪游杂记》中就有如下记录：“租界盆汤，以盆汤弄之畅园、紫来街之亦园为最，久星园继之。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近增春园怡园，密房曲室，优雅宜人……”

1874年和1882年沪上报刊中的浴室广告

　　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洗浴场所堂内兼有剃发、剔脚等。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浴资，官盆每浴钱70文，客盆钱30文。光绪八年（1882年）宝善街（今广东路）西首开设新锦园盆汤，这家浴室也是当年沪上首屈一指的洗浴服务场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洗浴业也开始借鉴西方，进口洋设备，进一步提升服务档次。当年，法大马路吉祥街（今金陵东路江西南路）就开出了玉津池汽水盆汤浴室，广告中这样描述：新造洋房，首家进口立式蒸汽锅炉代替“地龙锅”，特购“西洋浴盆”，各盆装有冷热自来水龙头，甚至还配备电话。

　　1909年，福州路上又开出一家主打“维新”“卫生”的盆汤浴室，名为“凤凰池”。开业告示中提到“西式官房，红木坑榻，座位宽畅，四面亮窗透彻，内外装设幽静，并设暖房浴池。比众不同……”当年，据相关统计，沪上各类浴室已有16家，冠名也颇具特色，后缀多带“园”“池”字。宣统二年（1910年），山东路双凤园改良维新盆汤登场，从美国引进淋浴设备，面盆安装冷热自来水龙头，还装上了淋浴喷头，享用一次14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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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一起“孵混堂”不那么卫生，却更有生趣，这就引出了公共浴室的社会功能。

　　池汤，利用大池进行集体洗浴的古老沐浴方式。俗称的“混堂”基本就是这类，也是大众浴室主要的设施，又有头池、大池（二池）之分。头池水温高达70℃～80℃，对大池水起到加热作用，不能入浴。二池即大池，冬天水温要求38℃～42℃，容水10立方米或更多，池壁高1米左右，水深1米左右，池壁内侧有台阶，方便客人进出大池，或坐在上面洗泡。池埂宽50厘米，周边有走道，大池上方一般有拱顶，部分还有别致的装饰。通常，各大公共浴室都会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开业，行话谓之“启盆”，营业一般都持续到午夜时分。沪上有闲人士很早就有“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这样的“白相经”。

1946年申报对《混堂》的批评文章

　　20世纪20年代，有位旅居沪上的俄国人顾彼得就由友人带领踏进上海的一爿公共浴室。他将这段神奇的经历记录在《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一书中：

　　“走进一个铺着大理石的大池子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这时就会走过来一个小伙子把我们四肢扯平了‘铺’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在我们的身体上使劲一顿揉搓、按摩。这一阵下来我们又可以回到躺椅上休息一会儿，喝上一瓶冰镇啤酒，吃几块美味的冷鸭肉。接下去就是修指甲的师傅用他那根木棍在我们的脚趾间不停地转，这是一个又痒又痛的过程，但同时也很开心。又是一阵更猛烈的按摩后我们才算彻底‘解放’了。在泡澡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聆听和交谈。对于中国人来讲，泡澡堂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卫生的需求，而且已成为朋友和熟人间的社交模式，这一点十分像古罗马的传统……”

　　当浴客们赤身裸体同池沐浴时，“坦诚相见”的状态无形之中淡化了彼此的差异，从而更容易拉近浴客之间的距离。公共浴室在更多情况下还是熟人碰头的地方，在旧上海，“请客洗澡”是一种带有丰富社交含义的行为。正因如此，旧时的浴室、混堂也成为三教九流汇聚之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上海滩三大池”的日新池、浴德池和卡德池背后，都有闻人和帮派分子的身影。

20世纪40年代，大观园浴室外景。张才 摄

20世纪80年代，背景沪中浴室即上图拍摄到的“大观园”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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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国内最早树立“城市公共卫生”理念的城市。一些专业人士从现代细菌病理学的角度将“众人共浴一池”“多人同用一巾”解读为“极具传染风险”的行为。1930年，上海特别市颁发了《管理公共浴室规则》，共13条，其后又多次修订。1937年5月，当时的市政府还在闸北青云路建造“市立公共浴室”，意图推广“公共淋浴”这种更卫生的方式，但随着日寇入侵，此计划被迫中止。

　　华界战火纷飞，迫使大批市民涌入租界，人口激增之下，使得原本就问题丛生的公共浴室更趋混乱。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沪上各类报刊中质疑甚至抨击公共浴室卫生状况的报道就从未停歇过。1939年3月28日《申报》刊发的短文中提出：“浴巾的通用，大汤的肮脏，这些都是浴室的根本问题……”

　　乱归乱，杂归杂，对于普通市民来讲，混堂、浴室终究还是身体和心灵的“暖房”。旧时上海住宅普遍缺乏取暖设备，特别是阴冷潮湿的冬日，能有一池混堂孵一孵，正可谓“小确幸”了。当时曾有人撰文写道：“在天气十分寒冷的时候，就花上十来铜子，跑进浴室的门，就感到一阵暖意……好温暖啊！不啻是最好的水汀，是穷人们名副其实的水汀。”

　　为招揽客户，浴室内的理发、擦背、扦脚师傅各司其职，堂倌个个也都是面带笑容、眼尖手快、鉴貌辨色的服务高手。当你买好竹筹踏进浴堂，木拖板、茶水、热毛巾如变戏法般地闪现在眼前，脱下的衣裤，浴工身手敏捷，整理有序，轻轻一叉，稳稳地勾在高高的衣架上，浴毕奉还时绝不会张冠李戴。上海发达的洗浴业市场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新青年》杂志1920年刊发过一篇李次山撰写的《上海劳动状况》，其中写道：“上海的浴室有六十多家，浴室里面用人有四种：茶房、理发匠、修脚匠、擦背司……上海这种行业大概有两千多人，浴德池一家就有一百二十人以上。”

　　抗战胜利后至1947年，上海全市营业性公共浴室有约140家，竞争更趋激烈，加之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许多浴工的生计难以维持。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全市大小浴室约有150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的洗浴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完成公私合营。为解决市民“洗澡难”问题，1980年，市住宅建设部门规划建造12个大住宅基地时，决定同步建造龙山、长风、彭浦、田林等12家男女浴室。此后，新住宅小区如工农、凉城等都同时配建公共浴室。1990年，市政府又把缓解“洗澡难”列入市商业工作会议的实事项目，使浴室网点从1989年的96个，增至1991年底的106个。“洗澡难”的矛盾渐趋缓解，网点布局逐步合理。为服务社区老人，许多大众浴室在沐浴旺季为孤老和病残者增设“五包”（包接、包脱、包洗、包穿、包送）服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浦内江和静安西海两家浴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