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内有一块石碑，刻着“观其会通”四个字。这是思勉先生所言，是他毕生治史的智慧凝练。前几年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文集出版，书名用的就是这四个字。但这块碑距离法学院有些远，我不常见到，只是偶尔路过，会看上两眼。

按我的理解，历史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时间就如同一条万古奔腾的河流，任何人都是微小的。也正因此，历史写作最忌简单，“简史”以及任何对历史的压缩、快进或合订，其实都是在以反历史的方式讲历史。更麻烦的是，简史一旦成为潮流，我们能从过往中学到的，也就只剩三五条概论。归根到底，简单的东西不太可能让我们发自内心去敬畏。

然而，当我读桑本谦所著《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时，这样的想法受到了挑战。仅以篇幅而言，简史就不简，接近50万字，同那些一两段、三五句以概论带领的简史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还看到，本书的写作是高明的，从头到尾，桑老师都以“我”出现在论述中。在写作时，桑老师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这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写作至少在法学界有其学脉，只是桑老师把它发扬光大了。真诚的桑老师不藏着掖着，薄弱环节都赤裸地敞开。他没有追求“整洁”，“冗余”就是他在书中赋予新解的日常概念，令人豁然开朗。他也没有勉强自己非要做到严丝合缝——为了有所为，他有所不为。

桑老师以数年心力追求的“简”，并不是历史的简单，而是历史解释的简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是逻辑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

甚至我以为桑老师也会同意，我标签出来且尝试突破的“简史”论述体例，也是他所反对且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去摧毁的。只是他更有责任心，“打破旧的框架，新的框架又在哪里”，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以自己的“行有度”不断约束“思无涯”，甚至低调地表扬自己，“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原本可以更加“纵横驰骋”，而不只是“确实有点信马由缰”。

在反对“简史”这个目标上，我的路径很简单：限缩研究的时段，进入历史的微观，把分辨率不断调高，也因此迷恋历史的细节，尤其是那些偶然、例外、反常的片段；在方法上，对历史“还原”，把过程本身展开为语境，以包容的开放度去把握一段具体历史的源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我觉得最好的历史写作。但桑老师不一样，时间和空间对他而言并不构成约束，以他强大的脑力和笔力，虽然文化情境被稀释了，但同时，他将人类的制度文明概括为某种由一到万物的“涌现”，于是，“简史”在案例样本上就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及复杂度。“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桑老师在书中脑洞大开的两句唐诗，或许正表达了他对历史的感知。

说得简单些，要我用一段话来讲述“玄武门之变”，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可能会把它讲成另一部“长安十二时辰”，但桑老师却不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在他万物归一的脑力算法中，这场发生于初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事变，不过是“生命圈里的古老暴力策略在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故伎重演”。

简言之，突破“简史”，既可以用显微镜，也可以用放大镜，桑老师则掏出了高倍望远镜，“在我眼里，历史还可以是一种知识编码，一个按照时间顺序组装法律知识的框架”。

读这本书让我有些出神，看着窗外天气不错，我散步走到“观其会通”碑前。直至返回时，我才意识到，法学院距离这里其实并不远，只是要穿过平时我几乎不走的那片校区。再次回到书桌前，我更意识到，桑老师打破“简史”的方法，在法律教育的意义上是高效也是高明的。如果说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抹除让部门法学相互割据的思想钢印，观法律之会通，在历史的微观中构造出某种结构的复杂，那么，桑老师如他所推崇的罗马法“立法者”，为这种抹除和构造提供了一条直达“石碑”的近路，正如我刚穿过的那片校区。这本书不只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还搭建了一种为法学进行（重新）知识编码的框架。

从一本简史的“观其会通”，我们可以捕捉到桑老师在其中还原、联结、演化而成的法学新尺度。（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律简史》
桑本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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