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算力”为核心的数字化升级，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也是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中国该如何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数字经济开放与治理”分论坛上，学界、政界和商界给出了答案。

潜力大，挑战多

据统计，10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9%提升至39.8%，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同时，中国是数据量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据总量全球占比将接近30%。

放眼全世界，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当中也起到愈发关键的作用。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表示，在疫情冲击背景下，47个代表性国家的数字经济增长率依然达到15.6%，远远超过一般GDP增长，而且这个占比越来越大。“各国已经意识到数据这一重要的增长极，包括美国、欧盟以及中国在内的国家都在力争发挥政府的作用，试图占领数字经济和数字产业的制高点。”

不过，数字经济对原有全球治理规则和秩序都提出新的挑战，迫切需要相应的监管体系和治理环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表示，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冲击了现有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基础创新发展，侵犯劳动者权益，对消费者进行算法剥削等。数字经济还导致社会的高度分化，贫富不均也越来越严重。而在社会层面，平台算法导致了用户的“信息茧房”，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更倾向于激进主义，社交媒体取代了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体，高度个性化和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渠道，使得不同人群之间出现巨大的信息鸿沟，加剧了个人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甚至在个别西方国家出现了“纳粹化”的趋势。

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帕梅拉·科克－汉密尔顿也援引数据表示：“2020年，全球三分之一的GDP是通过数字贸易完成，未来十年还将持续每年增长2%。但是我们仍需注意到，数字鸿沟仍在增大，37%的全球人口没法上网，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另外，虽然数据要素正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但是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尚未形成，受到各方政策限制较多。比如，欧盟执行严格保护型的数据开放模式，特别强调隐私保护，将个人隐私保护摆在首位，而美国更倡导自由开放的模式，强调数据能够跨境自由流动，相继推出一些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范围。

脱虚入实，加大开放

与欧盟和美国相比，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我认为，全球数字经济最好的生态，依然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数字经济在中国最大的依靠是实体经济，“迄今为止，中国制造规模在全球占比约30%，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依存，能衍生出更多产业机会，也能有效避免经济泡沫。因此，实体经济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石。”

“我看到不少报告提到，全球1000个盈利App中，14%来自中国，相当于每7个赚钱的App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做的，去年中国文娱游戏出海业务也翻了一番，我相信未来中国有更多数字化企业能走出去服务全球市场。”盘石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宁也提醒道，中国的“数字出海”应该坚持长期主义，不能简单一味地复制到欧美和亚非拉地区，要沉下心来融入当地，深度了解当地文化政策，特别是数字经济的治理规则，确保合规后再推出产品和服务，才能避免被迫下架或冻结的悲剧。

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中国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方案正不断落向实处。

为此，商务部部长助理李飞着重介绍了三大方面，一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提高我国数字经济开放水平；二是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加入CPTPP和DEPA进程，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三是积极参与世贸组织电子商务谈判，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体制，推动达成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