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沙渡与大自鸣钟

小沙渡原是苏州河的一个渡口，位于今西康路桥堍。几百年前，从现在的江宁路桥至镇坪路桥一带的苏州河堤岸，芦苇丛生，沙滩相连，故有“小沙”之称。1900年，租界当局在小沙渡扩张，辟筑了一条南北向马路，称为“小沙渡路”（Ferry Road，今西康路）；不久，又在不远处辟了一条东西向的“劳勃生路”（Robison Road，今长寿路）。有人说，这两条路的洋名Ferry和Robison，可能是租界官员的名字；也有人考证认为Robison是跑马场的一个弯道标志。不管怎样，从这两条路辟筑开始，这一带就被烙上了殖民地印记。以这两条路为坐标，方圆几公里被统称为小沙渡。

19世纪中叶，英美殖民者捷足先登，在小沙渡开办各类工厂。1895年后，日本资本紧随其后，开始抢滩小沙渡，打头阵的是日本棉纺企业。上海原是棉花种植区，日商早先在上海收购棉花，然后运回日本纺织成布，再销往世界各地。《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棉纺企业被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遂由棉花收购改为投资办厂。到20世纪初，日商在上海开设的棉纺织厂（纱厂）已有数十家，仅在小沙渡就开了19家。其中，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规模最大。内外棉的董事长名叫川村利兵卫，他在小沙渡创办的第一家工厂，后为著名的“国棉一厂”。到1922年，内外棉竟开出了11家纱厂，大多数集中在小沙渡。小沙渡，一度成为日本纺织业的代名词。

小沙渡工厂分布图

由于工厂林立，小沙渡成为沪西工人集聚区。大量产业工人挤住在棚户破屋中，生活状况极其恶劣。因为没有钟表，迟到又要被克扣工钱，工人被迫每天起得很早，天黑才能回家。1922年，川村利兵卫去世。1924年，为了纪念川村，内外棉在小沙渡路劳勃生路口建造了一座纪念塔，塔上设置报时钟，人称“大自鸣钟”。大自鸣钟每隔十五分钟必鸣，声震数里，远近可闻。它既可为工人上班敲更，又能登高瞭望火警，是小沙渡的标志性建筑物。从此，小沙渡有了一个别名：“大自鸣钟”。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建于1924年的大自鸣钟，1959年被拆除

“北有长辛店，南有小沙渡”

打开小沙渡历史，“中国工人运动发祥地”无疑是它最耀眼的一页。

最早在小沙渡开展活动的，是工人领袖李启汉。李启汉来自湖南，于1920年夏到达上海，参加早期共产党组织。在拜访了陈独秀以后，于11月到小沙渡路锦绣里（安远路62弄），租下内外棉九厂6间小工房，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又称“半日学校”），这是上海的第一所工人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李启汉组织工人识字、读书，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8月，邓中夏、刘华和项英等在小沙渡路槟榔路（今安远路）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邓中夏、刘华、项英、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和李立三等亲自为工人讲课，启发工人觉悟。短短几个月，沪西工友俱乐部就成立了19个工人小组，团结工人达2万多人，为中国革命播下了火种。从此，“北有长辛店，南有小沙渡”，小沙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位于小沙渡路槟榔路口的沪西工友俱乐部遗址

1925年2月，内外棉八厂日本领班开除工人50名，激起工人愤怒。邓中夏、刘华等即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领导全市22家日商纱厂工人联合罢工，这是日商纱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帝大罢工。5月，内外棉七厂工人又与资本家发生劳资纠纷，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挺身而出，斥责日本老板，日本大班悍然向顾正红开枪，顾正红当场牺牲，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

上海顾正红纪念馆的顾正红雕像

1929年春，中共中央机关派一大批地下党员深入小沙渡，酝酿组织工人斗争。中央秘书、机要交通员黄慕兰曾被派往内外棉十三厂当学徒工，据她回忆：“早晨五点半就要起床，赶着排队进厂。工厂五点五十五分拉汽笛，汽笛声响完了就把大门关上，你再要进去就是迟到。迟到了要记过，如果迟到几次就要受处罚、扣工资甚至被开除，因此谁也不敢迟到。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当中，没有休息时间，连中午饭也是轮流去吃，人停车不停，上厕所顶多只允许几分钟的时间……女工们除了拼命地干活外，经常要被工头呼来喝去，甚至打骂。工头们对于年轻的女工，有时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地调戏侮辱，姐妹们也只能忍受。”（《黄慕兰回忆录》）中共地下党的亲身实践，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做了铺垫。

惊心动魄的小沙渡路

从地图上看，小沙渡和小沙渡路，背靠苏州河，形状很像一把钥匙。小沙渡是钥匙之尾，小沙渡路则是钥匙之头，直插租界腹地。这里人口混杂，各式房屋参差不齐，很适合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开展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历尽艰险，曾几次在小沙渡隐居。邓颖超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上海，“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地方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1928年，他们住在小沙渡路遵义里（西康路24弄），中央秘书处一度也设在这里。

1928年春，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半年后，他们搬来与周恩来、邓颖超同住。周恩来夫妇住楼上，邓小平夫妇住楼下。据邓小平晚年回忆：“我同周恩来、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撤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所说的“房子”，应该就在遵义里。

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李立三）曾创办过半公开的《环球》半月刊，根据共产国际通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环球》的发行者地址，署为“上海小沙渡路804号”。同时，中共中央另一个刊物《红旗》，其印刷所也曾设在小沙渡。中央机关迁往瑞金后，小沙渡路还曾是中央文库秘密地点。文库负责人陈为人曾租下合兴坊15号（西康路560弄15号）的石库门房子，将无法运走的20余箱约两万多件中央档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邓中夏领导罢工的据点：小沙渡大丰里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中央紧急安排总书记向忠发离开善钟路寓所，搬到小沙渡路，与周恩来夫妇同住。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得知向忠发被捕后，已经转移的周恩来曾设法组织营救。中央特科人员化装成小贩守候观察，“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是别人”。（《黄慕兰回忆录》）据同时被捕的陈琮英回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见他住房的后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陈琮英《我所知道的向忠发被捕与叛变》）

文学叙事中的“印痕”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小沙渡和小沙渡路即为作家们所关注。工人运动的传奇和革命者的足迹，是进步文学的叙事情节。

1929年，茅盾写成长篇小说《虹》，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他在《〈虹〉跋》中曾明确表示，这部小说创作，是“欲为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这一想法，反映了当年进步作家的价值取向。《虹》描写了女主人公梅行素由青年学生转变为革命者的历程。在茅盾笔下，梅行素既孤傲，又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充满激情，她对女友说过这样的话：“绮姊，你来的机会不坏，时代的壮剧就要在这东方的巴黎上演……”“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小说结尾，写到五卅当晚，梅行素参加罢工行动，警察的消防水龙冲湿了她的衣衫，她像“一座裸体雕塑”……在这个过程中，梅行素完成了从孤傲女性到罢工女英雄的蜕变。

茅盾《虹》的初版本和部分手稿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在民间》，发表于1926年的《新女性》创刊号。小说以两位女学生姜女士和庞女士为主角，讲述了她们为女工上课的故事。在去纱厂的路上，两人异常兴奋，互相鼓励：“从今以后，我们混和在她们里边了，犹如盐溶化在水里。我们想到什么，就该给她们讲起，仿佛对待亲爱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样。”“从此再也没有什么‘她们’‘我们’的界限，说起‘我们’，我在内，你也在内，现在正要去见面的那些人也在内。”到了纱厂，她们受到了女工们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是“天上的仙人”。这篇小说，虽然没有指明纱厂的具体方位，但从全文来看，应该就在小沙渡。据叶圣陶儿子叶至善分析，这两位女生都有原型，“她们俩同乘一辆黄包车，从面容的描写来看，靠左边姓姜的那位，原型是我母亲；靠右边姓庞的一位，原型是杨之华阿姨。”（叶至善《父亲的长长一生》）另据史料记载，杨之华1924年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并任沪西纱厂工人夜校教员。当年，她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常去小沙渡为工人上课。

1921年叶圣陶（左）与朱自清在杭州。新华社发

丁玲的短篇小说《一天》，写于其丈夫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不久（1931年春），刊于当年《小说月报》第22卷。虽然也是描写青年大学生到小沙渡工厂活动，但全篇小说调子低沉、灰暗，与《在民间》的明朗风格完全不同。小说开始，描写大学生陆祥“为了一种自觉，一种信仰”，奉上级指示去小沙渡。一路上，“阳光太好了，可是天色却为煤烟染的（得）很污浊，很黯淡，空地上堆满了细碎的石沙，反映出一些油画上的颜色。”当他走到大自鸣钟附近，忽然，钟声响了：“当！当！当！……十二点了，于是远远近近，成千的汽笛就嚎叫起来，大的烟筒里喷着浓黑的烟，铁栏边涌着那些龌龊的人群，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急忙的跑回家去……这异常荒僻的马路上，就塞满了乱糟糟的人影。”这“龌龊的人群”“乱糟糟的人影”，为陆祥的小沙渡之行蒙上了阴影。果然，到了工厂，陆祥并没有受到工人的热情接待，反而受到了冷遇。有一位大汉见到他，甚至把他当作小偷，还逼迫他当场下跪……这个结局，多少有点令人沮丧——它反映了革命者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也是丁玲当时的真实心境。

夏衍的《劳勃生路》，刊于1931年10月23日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这是一篇记述“沪西民众在劳勃生路大自鸣钟下自动召集反日大会”的报告文学，副标题为“日商内外棉纱厂‘壁报第十号’号外”。全文以白描的手法，报道了工人集会演讲、痛殴日捕，最后遭到镇压的过程。其中有几个细节十分生动。例如，一个平日在内外棉四厂“调笑女工，搜查工友，极为苛刻”的日捕，此时“势孤力竭，逃入小沙渡路劳勃生路口的晋泰纸烟店内，旋被群众拖出，在某布店前面饱以老拳”“该捕眉间流血，衣服破碎，嘴唇青肿，已无平日骄横之态”；又如，日本兵前来镇压，工人死伤无数。工友杨阿四被刺伤，“右手食指折断，呼痛不绝”，当被问到“你打伤了之后，一家老小怎么办”时，杨阿四回答：“不打伤也要饿肚子的，现在……饿死就算了。”此时，周围“老幼哭声甚惨，话声全被打断”，这段描写，令人泪目。几年以后（1937年），夏衍又以一出话剧《上海屋檐下》，演绎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入狱8年后的匡复获释后，到好友林志成家寻找妻子，忽然发现，妻子杨彩玉已与林志成同居……该剧虽不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线，但在剧中匡复和杨彩玉有一段对往事的追忆，当年他们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夏衍为杨彩玉设计的台词是：“我们在小沙渡路的时候……”可见，对于小沙渡和小沙渡路，夏衍一直印象深刻。

1943年，小沙渡路被改名为“西康路”。从此以后，“小沙渡”这一地名渐渐被湮没。然而，小沙渡和小沙渡路的“壮剧”，却在现代文学叙事中留下了永久的“印痕”。